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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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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荀子离去看稷下“百家争鸣”的神话  

2010-03-03 17:59: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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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一站是齐国。为什么会是齐国,里面有说头。

齐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是知名度甚高的传奇人物姜子牙,是为“齐太公”,民间称作“姜太公”。姜太公和周王室的关系非同一般,可调度的资源丰富,拥有名正言顺的征伐权,加上对内的国策一直奏效,所以齐国在强国的道路上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就在诸侯间纷争不休之际,各国的内部势力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新兴的世家大族已经有了叫板国君的能力。如中原地区发生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政变一样,齐国也上演了“田氏代齐”的篡权事件——“田氏”的新桃转眼间替代了“姜氏”的旧符。奇怪的是,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一直鲜见责难之声。究其原因,固然和田氏家族代表新兴势力有关,更重要的是,田齐树立了让天下士子称道的文化形象——他们创造出一个被称作为“百家争鸣”文化狂欢盛典。

进入战国时期,齐国一度是真正的东方大国。之所以用“真正的”特别强调,是为了突出它的不同寻常。它不仅是军事大国,也是政治经济大国,更是文化大国。鲁国可以称作是礼仪之邦,但还不能把它命名为文化大国。作为各路学术流派共同的文化圣地,几百年间,唯有齐国的稷下学宫当仁不让。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因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临淄堪称天下第一都会,人口众多,共有七万人家,商贾如云,店铺林立。卓有远见的齐国国君,并不满足于临淄工商都会的盛况,他们以新的制度设计,迎来了绵延百余年的文化盛世。

从齐桓公创建学宫,到齐威王、齐宣王不断解放思想,扩大规模,几代国君通过持续和更加开明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人才。因为齐国国力的逐渐强盛,更因为齐国国君的开明大度,所以齐国能够以制度化的安排,和“知识分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是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齐国以优厚的礼仪和待遇优待著名学者,封给上大夫的爵位,领取俸禄;二是任其不在实职而议论国是,这种不治而议的思路,不以治国的功利实务干扰思想学术自由,使议政、制礼、议学活动空前兴盛和活跃。

齐国广招稷下先生以及稷下学士,本意大约是建立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为王室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实际效果却是,学宫以讲演之席,放百家之言,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天下各家学派,都能畅所欲言,在互相争辩、诘难的同时,学派之间相互又有融合;加之天下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宋钘、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奭、荀子等等,都曾荟萃学宫,大放言论——百年盛景,终成就“百家争鸣”的耀眼奇观。

尽管,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稷下学宫最有名的当是孟子和荀子两人;尽管,荀子在齐曾三为学宫“祭酒”,长期担任学术“掌门人”的角色,但是荀子的学宫时期或者说齐襄王的稷下时期,稷下学宫已经无法和威、宣二王的鼎盛时代相提并论。

    从荀子三为学宫祭酒看,它是一段既令人鼓舞又意味深长的史实。在感慨人才备受重视和瞩目的前提之下,一些未解的疑问,或可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稷下现象的兴衰。

学宫祭酒是什么,属于尊号还是学术职务?是临时主持还是有任职期限,它来自组织任命还是自由推举?“三为祭酒”一说,是指三次,还是泛指多次?如果像大多学者认为的那样,祭酒是学宫的学术领袖,那么同一个人担任一职达三次之多,除了证明此人德高望重之外,是不是也说明无人与其分庭抗礼?如此说来,百家争鸣岂不是成为了一花独放?

更进一步,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三为学宫祭酒的荀子,他的稷下学林末代领袖身份,恰恰成为“百家争鸣”终结的形象注脚。

当然,无论荀子的注脚如何,“百家争鸣”在战国末年的终结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礼待的前提下,作为“知识分子”聚集放言并能和君主友好相处的“稷下现象”,对这个话题的议论和更深层次的探究,从来都没有结束。

解读成因复杂的“稷下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进行一般性地理解和讨论。

1、 身份

稷下先生之于一国之君,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可多选的选择题:A、师;B、友;C、臣

很多人选择了A和B作为答案,也就是说,在稷下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这个答案,对知识界来说称得上鼓舞人心。

2、 职责

稷下先生或学士,从事什么工作?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一致,源于汉代古籍中的三句老话,一是“不任职而论国事”,二是“不治而议论”,三是“无官守,无言责”。三句话补充重叠,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议政不参政,痛快淋漓地发表意见!

尽管有少数先生或办办外交或参与政策讨论,但都是临时客串性质,属于潇洒走一回,谈不上负担更无需担责。

3、 待遇

稷下学者待遇如何?

一言以蔽之,优厚。大体是通过齐王面试的办法,按学术水平和声望高低,确定不不同的待遇。首先是政治上给地位,授“上大夫”、“列大夫”爵位,然后名正言顺地配备经济报酬。迎来送往之时,没准还能得到一笔额外的礼金。

不用看君主脸色,有地位,受尊重,不差钱,不担责,说说辩辩有礼品——综上所述,齐国实施的人才引进战略,其条件十分诱人,怪不得千百年来为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

稷下学宫难道真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士志于道”的理想国?

第一个不以为然的就是当事人孟子。

稷下学宫最为繁盛时期,孟子分别在齐威王、齐宣王执政时期两次来到齐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过此间的学者,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列于稷下之门。有孟子表白为证,一无官职,二无进言之责,我的行动难道不很自由吗?

孟子不是一个呼唤绝对自由的隐士,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向住既有君臣之义,又有师友之谊的君臣关系,所以他可能对稷下先生身份角色产生质疑。有“议论”之名,无臣下之“义”, 又怎么能靠食禄关系,来实现师友之“德”呢?孟子,作为山地气质中“火山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会因为待遇的优厚而失去对名份与职责的固守,他宁可不做“稷下先生”,也不愿“舍身”为人云亦云的文化盛景装饰门面。

在士阶层风起云涌的初兴时期,也是在帝国霸业未竟之时,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和文化风气相对开放的齐国,我们不排除曾经出现过士人的“天堂”和“伊甸园”,但它注定不会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试想,一个礼崩乐坏的兼并时代,一个弑君篡位的王室,一个靠武力和食禄维系文化盛况的国家,礼遇“知识分子”,它不惜工本的目的何在?其制度靠谁传递?“知识分子”又在其中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

所有制度化保障的追问,最终只能落到一个脆弱的话题上:天下士人的狂欢,必须倚靠国君的开明大度才能得以实现——这是狂欢背后的真实,也是早期知识界群体的宿命。

果然,到了“好大喜功”的齐湣王时期,稷下学宫一度大到千人规模,终因齐王的骄纵而败落。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由于燕国军队长驱直入、大破临淄所致。等到齐襄王重整山河,再兴学宫之际,齐国的大国地位早已江河日下。纵观学林,老的老,去的去,学宫虽“二度梅开”,但全无暗香浮动,即使荀子再有号召力,也无法重新复原出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来。

荀子是一个可以变通的人,但不意味他会放弃原则。如前所述,他是河流气质“上游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有直面现实平野的信念与能量,同时又能够用礼的陡峭堤岸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作为儒学正宗传人的行为。少年时学宫游学的经历,三为祭酒的尊崇待遇,并没有让他获取参与政治活动的快感,甚至在其著作《荀子》中,都看不到他对稷下学宫的记录。是什么原因,会使他不去或不愿盛赞这一后人大书特书的盛况?他的不以为然,难道因为他不断受到谗言的冷箭而对齐国政坛心灰意冷,或是和齐王室最终的不欢而散?

从孟子到荀子,从他们背离稷下而去的身影里,我们或可对稷下现象多一份务实的认知,对中国早期士人第一次以“议政”主题,规模化、组织化参与政治活动的狂欢神话,多一份理智和冷静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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