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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说士

测绘人生地貌

 
 
 

日志

 
 

李斯杀韩非不是因为“妒忌”  

2010-02-19 21:20:25|  分类: 士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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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3年某月某日,无论是否月黑风高,一个阴谋行动正在悄悄地进行,远在云阳,戒备森严的国家监狱,突然发生了一起命案。

韩非,法家思想的一代宗师,死于非命。

韩非作为韩国国王的使节,一位有头有脸的公众人物,他突然猝死异国,如此事端对国力强盛的秦国来说,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总该算是一件麻烦事。

如果韩特使突发脑溢血,或者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什么的,倒也好用“不可抗力”来解释,以“深表遗憾”的辞令来敷衍。当时秦国是否就是这么向韩国向公众解释通报的,如若不是会不会以间谍罪统一口径,未可知也。

史家提供的卷宗显示,韩非是在狱中被谋杀的;而这一起沸沸扬扬的谋杀案的元凶,不是别人,竟然是时任秦国司法最高长官的廷尉李斯。

说李斯杀了韩非,并不等同于李斯亲自动手去杀人。李斯是文人,文化人,是干部,大人物,所以说李斯当然不会亲手杀人。这种事一般是手下去干,更多的可能是手下的手下去干。说的更通俗一些,也许最后是谁干的,甚至李斯本人都不清楚。

历史上每一次秘密的谋杀,都留下许多悬念、是非和口舌。

从道理上说,李斯通过手下的手下给杀害韩非,本该神不知鬼不觉;加上李斯为人谨慎,又熟知刑律,作案手段不会太差,也有反侦查的足够经验和能力,甚至有销毁证据的能耐。按照我们生活经验或者看侦探小说的阅读心得,可以推想韩非一案侦破难度委实不小。

可俗话说的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果不其然。在此案发生的100多年后,根据史家司马迁的调查,案件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司马迁指控,李斯利用手中的职权,知法犯法,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其“自杀”,谋杀了暂时羁押在狱中的外国使节韩非。也就是说,在韩非一案中,李斯属故意杀人。尽管也有证词认为,这是一起团伙犯罪,但是司马迁一口断定主犯就是李斯。

李斯勾结姚贾陷害韩非的故事,伴随《史记》流传了两千多年;在故事的尾声,司马迁还意犹未尽地强调指出——

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如此强调,更突出韩非一案和秦王无涉,让后人解读出李斯由嫉生恨实施犯罪所为的恶劣品行。种种证据和迹象表明,李斯谋害韩非的案件已经再清晰不过了——

被告人:李斯;

被害人:韩非;

罪名:故意杀人罪(其实更像英美法系中的“一级谋杀罪” );

实施手段:陷害,雇凶投毒;

犯罪动机:妒忌。

说李斯杀人冤不冤,总的来说,不冤。

纵观李斯一生,他应该杀过很多人。因为此君长期担任秦国廷尉一职,掌握着国家机器,杀人治罪基本上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即便他后来升迁了,位极人臣,估计还会驾轻就熟地继续分管刑事治安工作。在那个杀人如麻的时代,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国家,杀人,甚至是冤杀好人,对李斯这位大法官来说,本来犯不着大惊小怪。

但是,因为司马迁对李斯的审判属于“迟到的审判”,也是被告人李斯缺席的审判,是时斯人已去百年,所以李斯并没有因身负“谋杀”一罪而受到刑事处罚。至于他有生之年竟也因“恶有恶报”死于非命,那是因果报应的话题,而非法律的责任问题。

从法理上说,李斯缺席并不意味着案件不能审,只要找到证据链照样可以认定其犯罪事实;但是,对于众口一词的犯罪动机“妒忌”一说,因为无法向李斯本人或知情人求证,这样的讨论的还遥遥无期。

 

从另一种意义上解说,杀死韩非的不是因为李斯的“妒忌”,而是因为“恐惧”。

李斯一生谨慎,侍奉君王一向如履薄冰。如若背着秦王毒杀韩非,之前不可能不评估“欺君”带来的极大风险。虽说韩非是法、术、势的鼓吹者,但在现实操作中,李斯之明“势”要远甚于韩非。在消灭韩非肉体的前夜,李斯比谁都清楚,在即将进行军事兼并的行动中,强大的秦国并不需要倚重韩非这样的思想家;而秦王真正欣赏的只是韩非的思想,而不是口吃且喜较劲的韩非本人。

一个思想和行为显现出反差的法术之士,一个异国的贵族公子,李斯可以从这两点入手,惴度秦王的不悦与隐忧。

对于韩非的生死问题,即使是秦王听之任之或者不予追究,还不能构成李斯“主动”谋杀的理由。推动这一事件发生的一定会有更直截了当的的动力,才会使李斯排除道德压力所带来的踌躇不安。可能的理由,一是得到秦王的暗示,一是韩非的存在让他产生恐惧心理。

在秦统一战争的前夜和进行时中,李斯倡导并策划领导了针对东方六国的多次间谍行动,目的是招降纳叛并离间瓦解敌对势力的政坛,侧应秦国的军事行动。相比李斯这个主战场在外的间谍领袖,韩非则是在对内方面的“一号特务”,他的一系列特务主张和手段足以让李斯不寒而栗,也会让疑神疑鬼的秦王有几分忐忑。

比如韩非的《内储说上七术》和《内储说下六微》,就是一份事关君主掌握臣子的秘笈,一份兼有监控大臣性质的“特务行动指南”。

“储”是积储之意,“说”即历史、传说故事。两篇文章都是开宗明义,先简明扼要地提出论点,叫做“经”,然后旁征博引详加阐述,即是“说”。正文的不少故事,倒也说不上什么新鲜。但这些故事一旦被韩非分门别类地调度布局在他特有的法、术、势的论点之下,故事就被激发出新的内涵,使得鲜明的观点和丰富的思想相得益彰,产生令人信服的效果。

所谓“七术”,也就是君王控制臣子的七种策略——

一是“众端参照”,这是一种考察机制,有兼听则明的意思,也就是通过各种方面的观察、参照,来验证臣下的言行;

二是“必罚明威”,就是运用惩处机制,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君主的权威;

三是“信赏尽能”,即建立激励机制,在奖励方面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

四是“一听责下”,有点类似民主议政,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再进行分析评判;

五是“疑诏诡使”,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条,它叫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

六是“挟知而问”,一个考察臣子忠诚度的致命“杀招”,就是用已经知道的情形来询问臣子,看看他怎么说,以此核查臣子的态度,虚虚实实之间,借以了解各种隐情;

七是“倒言反事”,就是采取正事反说的策略,以获得臣子的真实态度。

“六微”是提醒君主必须明察和防范的六种微妙隐情——

一是“权借在下”,即臣子掌握大权;二是“利异外借”,因为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借用外力谋私;三是“托于似类”,臣下以类似的事情蒙骗君主;四是“利害相反”,即君臣的利害关系彼此不同;五是“参疑内争”,臣权超越本分引发内部争权夺利;六是“乱国废置”,由敌对国家插手本国大臣任免。

 

一个讷于言谈的贵族公子,心机如此之深,目光如此犀利,内心世界竟然充盈如此丰富的诡诈之术——李斯未必担心身旁有特务活动,但一定担心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怖氛围;而对于秦王来说,这份秘笈只能自己掌控,别让韩非这个“活秘笈”活跃在秦国之外。

如此说来,君臣的心思可以不同,但在结果上可以达成一致——

韩非,不留也罢!

对于韩非,李斯一定还有更隐密的恐惧——来自内心的深重阴影,潜伏在生命个体中的痛苦体验。

在秦国驱逐客卿的行动中,李斯,这位抱定和秦国共生共荣的士子,一位死心塌地的“外来户”,仅仅因为秦人对六国客卿的怀疑,而被无情地抛弃。如若不是他从容上书,如若不是他的《谏逐客令》才华出众,他的前程,他的政治生命,他孜孜以求的人生改变,极有可能毁于一旦。李斯不可能,也绝对不会容忍类似的风险再度发生。       

触目惊心的“记忆基因”,会使他敏感,动作变形,甚至会让他以超过秦人的警觉,看待韩非入秦事件;他更担心,万一真的韩非间谍案事发,会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虞。坐等,有信任风险;出击,虽有莽撞行事的风险,但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已和六国完全划清界限。两利相权,他选择了“宁左勿右”的道路,披上了“动机纯粹”的道德外衣。

以消除秦帝国为名,消除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李斯最终下定了决心——

韩非,非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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