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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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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吕氏春秋》背后的暗战  

2010-11-08 09:55: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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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正在旁落,斗争已经展开,秦王亲政在即,形势错综复杂——吕不韦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组织门客紧锣密鼓地要抛出《吕氏春秋》的。

《吕氏春秋》背后的暗战 - 侯卫东 - 侯卫东说士

 

吕不韦出自何种目的,编撰这部政治论著?最初的动议会是谁提出的?他的不同学派的门客,在酝酿策划直至实施过程中,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们都联系到一个轰动性的事件——

那就是这一部书,曾经“布咸阳市”,也就是在秦国都城咸阳向大家广泛公开,布告天下;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和读者互动、悬赏重金的策略,亦即请各诸侯国的士人宾客来看,说有人能够增减一字的,予以高达千金的奖励,“一字千金”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前无古人的这一做法,按现在的说法,可表述为“由一部书引发的传播事件”。

吕不韦如此招摇,对书大肆推广炒作,到底想干什么?

 

【传播事件】 

咸阳市位于秦国都城渭北老城区,大致从秦武王、昭王时期开始兴盛。它是战国末年咸阳规模最大的贸易市场,由国家直接进行管理。由于商贾云集,经营品种多样,所以市场人气很旺,是公布诏书律令,进行现场法制教育的好场所。

公元前255年的秦昭王后期,河东太守王稽通敌一案,被识破之后,就在这里施以“弃市”重刑的;40多年后,秦二世胡亥上台不久,在此杀了大臣蒙恬及秦始皇12个儿子,其后李斯父子也是在这里被腰斩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书”令也曾在此颁布。

和上述发生在咸阳市重要事件相比,《吕氏春秋》在此公布的“传播案例”,却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学者对于该书的成书时间研究说法不一,我以为公元前239年成书之说,能解释得通,也较为合理。

这一年,秦王嬴政21岁,等待加冠亲政已经等了8年之久。

从常识来看,古代男子当在二十岁举行加冠的礼节,表示已经成年,“二十而冠”说的就是这意思。秦王嬴政举行冠礼的时间却与此不符,被推迟了两年,为二十二岁。有人以为此乃秦地礼制风俗不同中原,有人认为秦国成人有身高规定,更有人认为是真正的掌权者从中阻挠。几种说法都可以备以参考,但似乎都有点证据不足,这里不展开讨论。我以为还有一种可能——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让秦王嬴政放慢了亲政的步伐,他要根据突如其来的变化调整部署,等待最佳时机,一举收回最高权力。

公元前240年,嬴政20岁,史书上记载了彗星先后在东方、北方和西方出现的“异象”。慧星一现,在当时意味着弑君易政之类的凶兆,属于“君臣失政,浊乱三光”之象。果然,前方传来将军蒙骜战死的消息。过了一阵子,彗星又在西方出现,长达16天,嬴政的亲祖母亦即子楚的生母夏太后死去。

嬴政这人迷信,他后来多次被方生、术士欺骗就是明证。当然,天现凶兆,还不至于使他暂时放弃加冠,最充分的理由,是将军蒙骜死了。

原来子楚死前,有过政治交代,辅佐嬴政的除了首辅大臣吕不韦,还有武将蒙骜、王齮和麃公。王齮在嬴政即位后的第三年便战死了;麃公除了在小秦王二年打了一仗外,不见再有记录,估计不是死了,就是不能再打了。嬴政在军事上能倚重的只能是蒙骜。小秦王和蒙骜将军的关系一定差不了,从后来他重用其子蒙武、其孙蒙恬和蒙毅,就能猜出几分。而蒙骜死在疆场,会让嬴政一时手足无措,他需要时间,培植掌控军队的亲信。

在嬴政引而不发之际,第二年,又一起奇怪的事发生了。

 

公元前239年,秦国居然派出秦王的弟弟长安君,带兵去攻打赵国,他居然还叛变了。虽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整个事件显得十分蹊跷。从史书记载来看,似乎长安君和秦王并非一母所生;倘若如此,那么他可能是子楚从赵国回到秦国以后,和其他妃子生下的孩子。屈指一算,他顶多17岁。让一个17岁的弱冠公子统兵打仗,会是谁出的主意?难道嫪毐通过太后之手,意欲借刀杀人?而长安君自知不为秦国所容,干脆一反了之?史书上没有交代,这样的事不便妄加揣度——但是,可以谨慎地说,这事的背后,可能和秦国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

长安君出事不久,秦国又出现了“河鱼大上”的灾异现象。是时,大雨成灾,河水泛滥,黄河里的鱼大量西入渭水,很多被冲上平地,故引来“轻车重马”,大家纷纷捉鱼吃。古人认为鱼属阴类,阴类太盛,昭示着人间君臣失和。

连连的天灾人祸,考验着秦王;也考验着吕不韦和他的门客。

秦国向何处去?吕氏门下,一群“知识分子”在思考,在讨论,在奋笔疾书,在和时间赛跑。

终于,这一年的某一天,《吕氏春秋》挂上了咸阳市。商人相国吕不韦很会营销,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吓人悬赏,造成类似“巨奖促销”的轰动效应,使之迅速传播,成为天下士人热议的话题。

学者历来认为,《吕氏春秋》悬赏的一字千金,只是一种姿态,这大致不假;大家继而认为,因为慑于吕不韦的权势,没有士人真的会去冒险改动,这个意见值得讨论。东汉学者王充以为,“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惶恐畏忌”,只怕也是猜度而已。吕不韦和士子宾客的关系,在我看来十分特殊,他不可能因为某人的改动而去加害某人,或者立即施以报复。极有可能的策略,是组织一个“专家评审团”,对可能“增损”的意见进行甄别评估,以牢牢把控“最终的解释权”。

一次成功的思想营销,谁最早提出如是动议?从吕不韦的商人身份以及经历来看,这个新颖大胆的策划,完全可能出自他本人。他的足智多谋,他的运作能力,以及他日臻成熟的政治智慧,足以做出“布咸阳市”的决定,让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治国理念,迅速向天下传播,以实现文化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同时,又很可能就是因为这起传播事件,因为这部沸沸扬扬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而形成的政治势力过于抢眼,把吕不韦推上了绝路。

  

【冲撞】

公元前238年,从秦都咸阳城到故都雍城,秦王赢政住进了蕲年宫,他就将在这里举行加冠礼并迈出亲政的第一步。

秦王政九年四月,随着加冠礼的乙酉日越来越近,蕲年宫凝重的气氛里透出四伏的阴森杀气。一股叛乱的力量正在雍城和咸阳两城之间紧张调集,刀光剑影寒气凛人地集合在加冠礼的外围。

很多人对以后发生的事耳熟能详——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全面接管了秦国政权;同时调动军队,平定了嫪毐匆忙之中发动的叛乱。

其实早在平乱之前,嬴政对嫪毐一案已经开始调查侦破,基本弄清了他私通太后并育二子、准备谋反的犯罪事实。他还查清,“事连相国吕不韦”,所以在解决嫪党之后,“欲诛相国”,准备向吕不韦动手。有两条理由阻止了他的行动,一是“为其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

功大功小的问题在于评价,这一条理由不硬;而游说者众,说明众怒难犯,说明吕不韦一党很有市场,这才是真正的理由。

 

大家熟悉的嬴政,通常是残暴的形象,实际上他很能忍让。在和吕不韦一党的较量中,他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早在子楚接替王位之前,吕不韦受命做过子楚的老师。在嬴政即位之后,作为首辅大臣,吕相国一定也安排了小秦王的学习生活。怎样塑造嬴政,怎样把嬴政纳入“理想”的轨道,属于秦国未来政治设计的子课题。吕不韦和自己的门客,以政治实践先觉者的姿态,要抛出一个更为宏大的课题,一个具体的政治纲领,抢在嬴政亲政之前,公布于天下——希望以舆论的压力,规范秦国和秦王的行动走向。

所以说,《吕氏春秋》的编著,是战国末年“知识分子”议政意识的一次集体爆发,而“布咸阳市”的举措,更是一场有目的、有组织的“思想示威”。所以,我前面说过,吕不韦和士子宾客的关系“十分特殊”。他们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他们是同盟,他们是一个群体;只不过,吕不韦作为长者,作为精神领袖,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

正如有的学者所研究的那样,《吕氏春秋》可能是仓促成书的,它公布时只有十二纪。但十二纪是主旨,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十二纪》以四季十二月为布局,四季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象征性意义安排主题。每纪的纪首,是该月的月令,记述该月的季节、气数、天象、候、农事、政令,而配以相应的五行、五方、五音、五色、祀及天干等。这个结构只是形式,关键在于内容,在于所讨论的问题——是编撰者心目中理想君主治国的最基本的要务。说得更通俗一点,《十二纪》是对天子的规范和要求。

最鲜明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反对或限制君主专制”。书中阐发了公天下和民本的思想,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生命比权位更重要;宗庙之本在于民,探讨如何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劝导君主不要亲自做具体的事情,要懂得顺应趋势;要用德化和赏罚并举的方式治理百姓等等。

这些话,嬴政能听得下去吗?如果他十分反感,他能正面一搏吗?

【反击】

这是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暗战,一场时间和战线被拉长的意识形态斗争。

结果大家都知道——

在对平定嫪毐反叛一年半之后,亦即在诛杀嫪毐三族13个月之后,吕不韦才被免去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

以罢免吕不韦为契机,秦王开始反攻倒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秦国的一道逐客令。嬴政下令,让六国的客卿滚出秦国去!

所幸,在驱逐的对象中,有吕不韦曾经的门下李斯,他以一份著名的上书,阻止了秦王失去理智的命令。

再说回到洛阳的吕不韦。官虽免了,人却闲不下来,他要接近外宾。“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吕不韦的声望居然如此了得,引来六国使者络绎不绝前来探视,还要请他出山。

吕府热闹,自然躲不过嬴政的耳目。他等了一年多,终于还是写了封信给吕不韦,绝情地质问,“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嬴政的质问纯属强词夺理,吕不韦受封河南和被尊奉为仲父,是他死去的父亲的决定;而信上让吕门一家迁到蜀地,才是他自己的决定。接到这封信和这道命令,思来想去,吕不韦自杀了之。

吕不韦死了,斗争远没有结束。

因为吕不韦不在了,他的门人还在,在嬴政看来,他们还会兴风作浪。于是,以吕氏门下为吕不韦偷偷安葬和吊丧为由,秦王再下诏令——对吕不韦的门客家臣,如果是三晋韩、赵、魏的人,则驱逐出境;是秦国人,削去爵位,一律流放。

与重罚吕氏门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年秋天,秦王却将迁到蜀地的嫪毐门客家臣的赋税徭役免去。

一罚一免,不足以说明秦王残忍,但能说明嬴政对吕氏一党更加“怀恨在心”。

从《吕氏春秋》的编纂,到秦王从肉体上消灭吕不韦,组织上摧毁吕党,中间的时间跨度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我以为,这本是一场战国末年罕见的思想文化较量,然而,它却被所谓最高权力的斗争所误读。

 

显示士时代“集体发言”的政治纲领《吕氏春秋》,对其行动意义上探究,一直没有展开。严格说来,这部政治著作从酝酿到公开发布,是一次“运动”。它是一个自觉的文化阶层,以整体实力、水准和无畏精神,挑战战国世俗政治的一次动员和集结。

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在整体上表现出“上游型”河流气质的性格,这在战国时代绝无仅有。他们“从势”的原则,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认为一统天下的时代即将到来,愿以自己的专业贡献,描绘可供借鉴甚至进行操作的政治蓝图。作为“集体性格”的流露,战国不乏山地气质,常常表现为一个学派对自己主张和原则的独立坚守;而更多的士人,在“从势”的人生选择中,虽然各自为政,但越来越显现一种“趋同”的士风——主要是利用“市场需求”,游走在各国,或不断改换门庭,依附权贵,以满足一已之利——由此集合成“下游型”河流气质的风貌。

性情迥然,必然带来行为各异。以山地气质的孤傲,他们不可能费尽心机,在咸阳市搞一次轰动一时的传播事件;以下游型河流气质的世故,他们更不可能“逆流而动”,干上一件吃力而不讨好的“公益活动”。而在吕不韦失势之后,甚至是自杀以后,山地气质的会选择“独善其身”地离开强秦之地;而下游型河流气质的早已“树倒猢狲散”,哪里会冒着被边缘甚至被惩罚的风险,践行原则和道义。

吕氏门客,大都来自三晋或出自本土的士人,他们为一部洋溢政治理想的著作走到一起,在吕不韦卓越的组织下,以战国稀缺的合作精神和妥协精神,以团队集体性格的展示,给战国末年的士风,带来了活力和品质,更给秦国沉闷窒息的思想天地,带来一股罡风。

遗憾的是,性格刚强的嬴政,因为独特的成长环境造就的敏感、多疑,使之失去了以自己的雄才大略与这场运动撞击的机会,同时失去了和这支团队互动融合的机会——他的抱负,注定只能靠军事斗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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