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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说士

测绘人生地貌

 
 
 

日志

 
 

从韩非飞蛾扑火看法家的宿命  

2010-01-25 09:04:32|  分类: 士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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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输在过于自信上。

一个很少有实务经验的理论家,展示其思想学说自是没有问题。自圆其说,见解独到,这方面的本事,韩非轻车熟路,很少能有士子望其项背。但说归说而做归做,理归理而事归事,中间的是非曲直,岂是可以“理论”清楚的。

法、术、势,韩非的理论理论武器是一柄三合一的利剑,十年磨一剑,韩非用心血打造这柄剑,不是自己的私物,而是为帝王定制的利器。有人不解,韩非都懂得治国驭人之道,难道连一个姚贾都对付不了?其实生活中,能当教练不能做选手的情况比比皆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再一点特别特别重要,一个弱国的使臣,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关系网,却在强国的政坛挑战一位重臣,若再无君王的绝对信任,岂不是飞蛾扑火一场?

兴许,韩非做好了扑火的准备。

有人把韩非的境遇,归结于法家的宿命。因为法家的头面人物命运多舛,韩非远远算不上第一人。

就说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尽管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得到君主的绝对信任,一时风光无限,连太子犯法都能太岁头上动土,办了储君的师和傅。但孝公一死,商鞅的命运逆转直下,最终被车裂,五马分尸。惨不忍睹的处刑方式,让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改革家无善而终,也令后人感慨万端。法家的报应,改革家的下场,满受损的人生怪圈,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轮回,制度的殉道者……千百年来,拿商鞅说事的人很多,清浊混杂,莫衷一是。

商鞅也不是第一人。无论是作为承担风险的改革派,还是作为法家思想的传播者,从权力巅峰到惨死,商鞅之前还有吴起。

吴起在楚国为相,因为有楚悼王撑腰,他严明法令,撤官吏,废公族,得罪了许多楚国的贵族。谁知改革政策只推行一年,楚悼王抱憾终天。楚王之死,为权贵的反攻倒算找到了契机,公族大臣叛乱纷起,吴起死于乱箭之下。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韩非以一正一反的例子,借以说明变法、确立新政的重要性:立则国家富强,废则国土减削国家混乱。既然吴起、商鞅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吴起被肢解而商鞅被车裂又是什么原因呢?韩非自问自答,其结论是因为大臣苦于严明的法律,百姓厌恶国家权力。

韩非举先人两例,肯定不是想说明法家没有好下场,因为当时尚无法家一说,韩非对自己日后被划归法家一无所知。他是借古说今,着眼“当今之世”,以抒发内心积蓄已久、压抑已久的一声浩叹——

如果君主没有悼王和孝公那样贤明,法术之士,又怎能冒着吴起商鞅那样的危险,向君主进献自己的学说?

韩非的浩叹收录在其和氏篇中。借和氏献玉璞反遭砍脚的冤情故事,他痛感法术之士不遇明主的遭遇,继而从法术者前辈吴起、商鞅的不得善终,道尽了内心的愤懑和前程的坎坷。

怀揣“和氏之璧” 敬献明主,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生命,韩非通过一则寓言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和氏之璧”,也许是打开韩非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在入秦之前,毫无疑问,韩非执意要把自己的“和氏之璧”——原创性韩氏法术学说献给生他的国家——而韩王是国家意志的唯一体现。根据他的主张,只有卓越的“人主”掌握绝对权力,并通过有效的“法术”,才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显然,韩非失落在于,自己身负“法术”秘笈,为变法屡屡上书欲将全身绝技敬献韩王,谁知自己却遭遇和氏的命运:韩王看不到“法术”的价值,对韩非并不领情,更谈不上重用。

东方不亮西方亮。韩非,一枝开在韩国的奇葩,竟让嗅觉灵敏的秦王闻到了香味。但入秦的韩非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姓韩不姓赢,身为王室公子当报效祖国;另一方面,他视自己的法术学说为生命,矢志不渝地等待“明主”用其术,完成天下一统的霸业,而异国他邦的秦国国君或可正是心中的“明主”。

韩非正可能是在这一种极度矛盾的心态下,进入强大的秦国。秦国号称关中之国,或入函谷或走武关,入秦的路大开着;但是,他心中却有凛然一关,不仅自己难以涉足,更有李斯等人严阵以待。

 

在韩非到达咸阳之后,李斯和昔日同窗、秦王请来的客人大约会有几面之晤,若论起交情和学问,两人当有一番岁月蹉跎之感。但久违的同学情变味成愈演愈烈的争斗,其间免不了掺杂个人的心理因素如妒忌、性格因素如固执等等。

但对于二人的论争,李斯妒忌说占了主流。

李斯妒忌韩非什么?是韩非太有文才,还是韩非受秦王宠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韩非文章好,理论水平高,按说李斯心理上早有准备。十几年前两人做同学时,彼此心知肚明。如果一颗妒忌的种子在内心埋上十几年,那么生根发芽还不把人撑死。李斯不可能也没有时间执着于一份遥遥无期的妒忌,他要思考,工作,给秦王出主意,还要管案子,抓秦国的普法教育。最大的可能,韩非突然到来,让他记忆中的妒忌“复活”了,引得他妒火中烧。仔细想来,似乎也不大可能。

既然说到写文章,不妨作一个比较。其实,李斯的一手文字也不输人,从他流传至今、最为著名的一份奏议中便能看出几分气象——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以上片断出自不足800字的《谏逐客令》,字数与今天的高考作文相当,文体属奏章,可归于应用文的大类。此文乃李斯的急就章,在被秦国驱逐的路上,在人生兴衰成败的关节处,李斯的上奏全无慌乱失当,文采辞章天然流露,比喻立论相得益彰,排比铺陈文势浩荡,其为文之华美和为人之淡定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熟悉秦统一前后历史的朋友大抵都会了解,无论应用文体写作还是书法造诣,李斯都堪称一绝。从他的奏议到秦国的诏告文书,都显示出他作为秦帝国“大笔杆子”的特殊角色。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韩李二人为文的风格、文体和追求各不相同,想必李斯未必会因为并不存在的“第一名”之争而耿耿于怀。对此,鲁迅有过评价,一是以为,法家的文章“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二是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按鲁迅的意思,论文采,韩非还不如李斯呢!作为旁观者的鲁迅这么看,而当事人李斯又怎么会过于谦虚,反会为文才去心生妒忌呢?说不通。

再一点就是“争宠”。 “妒忌说”认为,李斯嫉恨韩非在秦王面前得宠,遂起杀心——这一条理由,很有杀伤力。

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为达到高位而不择手段的人——两千多年来,人们早已习惯用这种“定论”来判断李斯,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

议论从何而始,风起青萍之末。“青萍”来自《史记》,李斯一生的历史排在列传二十七的位置。开篇寥寥数笔,老到的司马迁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李斯的价值取向和奋斗动机——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一个动机不纯的人,一个一心要达到目的的人,按照一般的常识和推理,品行不端的李斯,完全可能因为害怕被韩非“夺去”秦王的宠信而铤而走险。

不知不觉中,许多人中了司马迁的圈套。

斗胆地说,司马迁的笔下未必会达到历史的超然,他也要对这一个时期进行回望,进行侦察破译,他也有和我们一样的难处——那就是身处历史的外围并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左右,而汉代主流思想对秦朝的贬损,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李斯在秦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决定了他是后人口诛笔伐的最佳人选之一。

一部信史,以某些材料巧妙地诱发读者对“动机”的妄议,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后来的政治文化生态对“动机”的执迷引发一场场人为冤案,不由得人不心存警觉。

再来看对韩非一案的定论。可以说,“妒忌说”是“动机说”的延伸,它依托“动机说”描绘了李斯谋杀韩非的“合理化”逻辑推演过程——

李斯的人生哲学(动机)决定了他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窃取高位、享受荣华富贵)而不择手段的人;

而韩非在秦王身边受宠或可能受宠,让李斯的前途受到威胁,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心理;

为保全自己的权利地位,李斯的妒忌燃烧成不择手段的行动。

在这里,道德评判的热切诉求,简化了事实的复杂性,代替了事理逻辑的严谨与缜密;而貌似“合理化”的逻辑,又为许许多多疑案悬案成为铁案找到了“合法性”的理由。

 

在李斯的政治生活中,若论自己地位受到威胁而心生妒忌而要争宠,韩非远排不上“一号人物”。

比韩非出使秦国早四年,一位名叫缭的魏国大梁人入秦。此人隐秘,其姓其生卒年均不见史载,很神,有传言认为此人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过着隐士生活,曾应招向魏惠王陈述兵法。他和秦王见面不久,即被任为国尉,所以被称之为尉缭。国尉一职,执掌武事,名列三公之位,与丞相不相上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时李斯已来秦国10年,虽常在秦王身边顾问,但职务只是不见经传的长史。论李斯心头之妒,尉缭之于韩非孰重孰轻?

还有一位传奇人物顿弱,一位和李斯、姚贾一样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家”。此君被秦王召见时,提出一个很狂的条件:不用大礼参拜。当秦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后,他面君的一番话更是石破天惊:

“既无实利又无虚名的就是你秦王本人!身居万乘大国尊位,而无孝母之名,母亲虽然有千里养地(却迁往雍地),乃是无孝母之实。”

这般口无遮拦、“犯上作乱”的狂士,竟也得秦王赏识重用,李斯若论妒忌若要上纲上线,舍顿弱又有其谁?

韩非一案发生在秦统一战争的前夜,秦王麾下王霸之王又何止尉缭、顿弱?知名人士就有昌平君、昌文君、王绾、冯去疾、冯劫、杨端和、张唐、麃公、李信及王氏、蒙氏两大家族等谋臣猛将,其中不乏秦王宠信之人,李斯若常备妒忌之心,则何以立足朝中;如果不谨慎从事,又怎能成为秦国政坛的“不倒翁”?

再者,韩非和李斯咸阳相见之时,两人身份和十几年前同窗时代相比大相径庭。在荀子门下,韩非是贵族公子,李斯乃平民子弟,出身自有悬殊;而斯时,李斯位列九卿之位,是秦王最重要的谋士,韩非仅一弱国使臣且无行政实务经验,地位如此悬殊,谁妒忌谁还真是不好说呢?

一个出身低贱的人,何以能委以大任,说真实心态也好,是可能出自妒忌也罢,贵族子弟韩非对出身低贱的姚贾看不惯,欲置于死地,又意欲何为?韩非明里或者说首先对付的是姚贾,会不会成为挑战李斯的征兆?《史记》中的韩非故事里没有这一段恩怨,是司马迁觉得不可信,还是不愿“节外生枝”?

迷雾重重,玄之又玄。士争的爆发总这样深不可测,但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总会在历史情势、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等复杂成因中,浮出一角冰山。

 

从结果看,韩非的出击多么不合时宜,暴露出他的愚蠢和冲动。

考察历史,从来不宜逆流推演。无论是作为贵族士子,还是身负特殊使命,思想家韩非对秦王重臣的攻击和怀疑是天然的,因为在他的认识论中,“群臣士民”只会为自己的私利着想,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有像自己这样的“法术之士”才会有大无畏精神,是以国家(君主)利益为己任的特殊人群。至于攻击姚贾,只是选择一个突破口而已。

韩非之所以没能如愿“突破”,关键问题他没有得到秦王的信任。

士争的关键也在于此。参与朝议的两方或多方对垒,大都只是书生论剑,逞口舌之强,最终要比出高下决出胜负,得由裁判说了算——君王的信任和肯定,成为比赛的惟一规则。

赢政有欣赏韩非的理由,他的欣赏会转为信任吗?一位生性多疑的年轻君主,哪些事会触动他怀疑的敏感神经?在李斯等人反击之前,想必他们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智力和谋略,来运筹这些问题,研判反击后的走向。

弱秦

一个最致命的罪名。能给韩非罗列的证据大抵如下——

韩国贵族公子,不会跟秦国一条心;

间谍,破坏秦国攻击韩国战略;

颠覆,破坏秦国合纵外交;

谄害,打击秦国重臣。

韩国贵族公子这一条事关“阶级论”。李斯、姚贾潜台词是,不同阶层所代表的利益不同,自己虽然也非秦国人,但因为出身低微,和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利益干系,所以能够为秦国死心塌地服务;而韩非,则相反。这样的逻辑在后来的士争中曾大行其道。

题目出给了秦王,当由赢政决断。依据宁可错杀、决不放过的战时思维,依据商鞅开创的严刑峻法的治国方略,秦王杀一个韩非本不在话下。但毕竟韩非是自己的偶像,加上他又是韩国的使臣,大约是秦王一时心软,韩非只是暂时被收押起来。

韩非,连同他法术连同他未竟的理想,一起关进了云阳大狱。

如此结果,李斯似乎并不如意。政治上搞倒对手,不是士争的最后疯狂。韩非由此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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