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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说士

测绘人生地貌

 
 
 
 
 
 

访谈〡侯卫东:历史是我们的过去与前世

2015-5-10 18:55:29 阅读2956 评论4 102015/05 May10

2015-04-26  安徽商报    前提
前提 微信号hwd1964dy
2015年4月27日

《安徽商报》4月26日

        4月19日上午,我省作家侯卫东新作《黄的海》首发式暨签售会在渡江战役纪念馆胜利塔广场举行。长篇写实小说《黄的海——一个海军弱国的长江抗战》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是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创作,讲述了民国海军鲜为人知的抗战经历,故事令人动容,具有传奇色彩。日前,侯卫东接受本报专访,与记者深聊《黄的海》的创作过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侯卫东将写作当成作战,还原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在谈到创作初衷时,他动容地表示:我听到了历史深处的叹息。

【谈新书】将自己带入战争场面

 ? 安徽商报:首先恭喜侯卫东老师的新书上架,作为女性读者,这本书可以令女性读者也看得下去,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侯卫东:目前反馈的大多是熟人。首先认为书很厚——790克,一斤半还多,如果有像黛玉那样文弱的女读者,可能都拿不动。再者,我认为这个题材比较独特,这也是我当初考量的一个维度。小说是要给人看的,老的题材也能写出新意,如果女性读者能看得下去,我真是惊喜交集。

  安徽商报:书名《黄的海》的由来是怎样的?

  侯卫东:抗战爆发之际,中日海军力量是没法比的。甲午海战毕竟还是在海上打的,40多年后,中国海军已经失去制海权了,成为了一支“江军”,海军被迫在自己的内河长江进行“海战”,这是书名《黄的海》的由来,也是历史深处的叹息——我听到了它。

  安徽商报:从酝酿构思到交书稿大概花费了多少时间? 50万字是巨大的体量,你是怎样分配写作时间的?

  侯卫东: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开场至少写了有半年。长篇小说,字数不是问题,但它得有长篇的结构、分量,有稳定的叙述方式和语感。全书最难写的部分是打仗,战争场面如果要让别人如临其境,你就要置身其中,清楚交战双方的战术意图、战力对比,这对我是一个考验。所以书里的几场仗,每一场对我来说都是恶战。我要冒充指挥员考察地形,然后进入战斗状态,尽量把仗打得像样一些。因为艰难,好几次我都当了逃兵,跳过去写后面。但仗没结束,我还是要重返战场。

  安徽商报:这本书里有大量历史图片,这部分是如何得来的?

  侯卫东:费尽心思地查,也有朋友们提供的。

  安徽商报:这本小说和普通小说不同,有一些历史散文的特征,这是有意为之吗?

  侯卫东:写的时候我就很踌躇:静态信息多了,会不会影响小说的动感?但如果只是一个小说化的动作片,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历史?最终一路摇摇摆摆就写成这个样子了,编辑把这本书称为“一本可以当作历史读物的小说”。

【谈创作】阿来的《尘埃落定》令人叫绝

  安徽商报:很多作家比如海明威都曾经有过新闻记者的经历,你从事了多年的媒体工作,这种思维方式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侯卫东:影响至少有两点,一是会考虑目标读者,到底给谁写?二是尽量真实反映当年的社会生活、时代风貌与历史情境。抗战题材小说很多,我希望自己的笔下,少一些戏说的轻松,多一点接近真相的扎实。

  安徽商报:距离您上一部作品《士时代的痛》,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这本书依然是历史小说,你为什么如此钟爱历史题材?

  侯卫东:这一本书的关键词“历史”、“海军”,决定了小说的主题离读者比较远。至于喜欢历史的原因,可能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真相着迷。

  安徽商报:有读者反映这本小说的阅读快感不是很强,对此你怎么看?

  侯卫东:我其实很想写得好看,但我也不想为好看而牺牲历史感。因为作者纠结,所以读者读起来,就会觉得不太流畅。尤其是前面部分,不少人看了有点急:都写半天了,怎么还不打起来呀?!

  安徽商报:现在图书市场上“一阵风”式的作品很多,有人评价一些书籍 “只值一包薯片的价格”,作为作家你怎么看?

  侯卫东:商业时代,就会有商业操作。现在有很多人为发财的梦想而写作,大部分会碰壁,即使是发财的作家,写得也很辛苦。

  安徽商报: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你平时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

  侯卫东:每天睡前,我都要读一点东西,杂七杂八各种都有,相比之下,历史、科技可能更喜欢一些。

  安徽商报:你曾经写过诗歌,诗歌相对感性,和历史题材这种逻辑性强的架构是有区别的,你是如何平衡的?

  侯卫东:我一直是业余写,没有特别的计划与压力。诗歌创作经历主要培养的是思维力,好的诗同样要精准,感性的背后深藏着逻辑的力量。

  安徽商报:你推崇的作家有哪些?

  侯卫东:我喜欢的作家首推苏童,他的短篇小说在当下孤峰独立,还有阿来,《尘埃落定》的语感令人叫绝。

  安徽商报:你的作品想传达什么样的历史观?

  侯卫东:借用小马过河的寓言来说,历史,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它之所以有价值,是作为常人的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它,甚至可以借鉴和评判。一个人要获取经验,不能光靠自己独自体验,历史是我们的过去与前世,是我们的一部分。我迷恋它,因为想了解“身世”的秘密。我的了解远远不够,今后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记者葛怡然

2015年4月27日

作者  | 2015-5-10 18:55:29 | 阅读(2956) |评论(4) | 阅读全文>>

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由“告密”想起

2015-5-10 18:51:07 阅读1730 评论1 102015/05 Ma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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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特务政治系统化的端倪,早在2200年前已经浮出水面。一份事关君主掌控臣子的秘笈,亦即韩非《内储说上七术》和《内储说下六微》,基本上是一本“特务手册”。

“储”是积储之意,“说”即历史、传说故事。两篇文章都是开宗明义,先简明扼要地提出论点,叫做“经”,然后旁征博引详加阐述,即是“说”。一路读下来,你会发现正文的不少故事早有耳闻,倒也说不上什么新鲜。但这些故事一旦被韩非分门别类地调度布局在他特有的法、术、势的论点之下,故事就被激发出新的内涵,使得鲜明的观点和丰富的思想相得益彰,产生令人信服的效果。

“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文章的起句,就能表现出韩非的洞察和概括能力。所谓“七术”,也就是君王控制臣子的七种策略——

一是“众端参照”,这是一种考察机制,有兼听则明的意思,也就是通过各种方面的观察、参照,来验证臣下的言行;

二是“必罚明威”,就是运用惩处机制,一定要惩罚那些犯错误的人来树立君主的权威;

三是“信赏尽能”,即建立激励机制,在奖励方面要守信用,鼓励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

四是“一听责下”,有点类似民主议政,就是一一听取臣下的意见然后再进行分析评判;

五是“疑诏诡使”,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条,它叫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

六是“挟知而问”,一个考察臣子忠诚度的致命“杀招”,就是用已经知道的情形来询问臣子,看看他怎么说,以此核查臣子的态度,虚虚实实之间,借以了解各种隐情;

七是“倒言反事”,就是采取正事反说的策略,以获得臣子的真实态度。

“六微”是提醒君主必须明察和防范的六种微妙隐情——

一是“权借在下”,即臣子掌握大权;二是“利异外借”,因为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借用外力谋私;三是“托于似类”,臣下以类似的事情蒙骗君主;四是“利害相反”,即君臣的利害关系彼此不同;五是“参疑内争”,臣权超越本分引发内部争权夺利;六是“乱国废置”,由敌对国家插手本国大臣任免。

韩非的高论白纸黑字,这个口吃的思想家,一言不发的贵族公子,为什么心机如此之深,目光如此犀利,内心世界竟然充盈如此丰富的诡诈之术?并非因为他内心原本如此黑暗,而是出于他真实的信仰。

被动的行动,一向是生气勃勃思想家的大忌。在战国末年的思想版图上,韩非的思想自成雄峰;在思想和文字的碰撞中,他也一直扮演着智者的角色。他留下的寓言故事至今还让我们津津乐道,像滥竽充数老马识途自相矛盾等等。自圆其说,见解独到,这方面的本事,韩非轻车熟路,很少能有士子望其项背。

法、术、势,韩非的理论理论武器是一柄三合一的利剑,十年磨一剑,韩非用心血打造这柄剑,不是自己的私物,而是为帝王定制的利器——这也是他特务政治的理论基础。

        一生都在努力向君主进献自己的学说,却没有被国家权力的重用,韩非的人生浩叹收录在其和氏篇中。借和氏献玉璞反遭砍脚的冤情故事,他痛感法术之士不遇明主的遭遇,继而从法术者前辈吴起、商鞅的不得善终,道尽了内心的愤懑和前程的坎坷。

        怀揣“和氏之璧” 敬献明主,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生命,韩非通过一则寓言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和氏之璧”,也许是打开韩非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毫无疑问,韩非执意要把自己的“和氏之璧”——原创性韩氏法术学说献给生他的国家——而韩王是国家意志的唯一体现。根据他的主张,只有卓越的“人主”掌握绝对权力,并通过有效的“法术”,才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显然,韩非失落在于,自己身负“法术”秘笈,为变法屡屡上书欲将全身绝技敬献韩王,谁知自己却遭遇和氏的命运:韩王看不到“法术”的价值,对韩非并不领情,更谈不上重用。

    东方不亮西方亮。韩非,一枝开在韩国的奇葩,竟让嗅觉灵敏的秦王闻到了香味。此后,韩说与专制社会如影随行。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是韩非对“理想社会”的勾勒——以全民学“法”运动禁止书籍的传播,以政府官员的训诫禁止“先王之语”(历史记载),以动员民众对敌作战但禁止私带兵器。韩非的理想同样来自于他的“第一反应”,来自他法家思想家的极端立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他的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的背后,是他对专制政权效率的推崇,以及对民心民意无情的打压。至于如何压制驾驭老百姓,韩非总结的“禁奸之法”,也有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这无疑是最佳办法,让你的心不要乱想,实际上就是控制思想,管住大脑的思维——古人习惯把头脑的工作叫做“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好理解,就是不许乱说,不许乱动(只做律令允许说的话做的事)。

作者  | 2015-5-10 18:51:07 | 阅读(1730) |评论(1) | 阅读全文>>

焚书的一把火烧掉了什么

2014-7-4 14:32:00 阅读2648 评论0 42014/07 July4

 

2014-07-02 侯卫东 前提


焚书的一把火烧掉了什么 - 侯卫东 - 侯卫东说士

【国宴风波】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嬴政在咸阳宫举办盛大招待酒会。这是一次官方的正式聚会,从70位博士受邀到场的事实来分析,文武百官当尽数出席。

此前八年(公元前221年),嬴政兼并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此前一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南平百越、北却匈奴的战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纵深推进的南方战线,随着岭南一带收入帝国版图,秦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北方攻防结合,蒙恬的30万大军北逐匈奴,这一年在阴山一带设三十四县(一说四十四县),并在一条漫长的防御带上修筑长城。

南北边地基本安定,估计不是举办此次宴会的主因。有观点认为,此次宴会当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或可聊备一说。以我看,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很可能关乎都城建设的庆典,比如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宫殿群扩建项目大功告成。

秦朝国宴遵从何种礼仪,史书上没有记录,估计要比周朝简略,属于周天子举办宴会的缩水版。但进酒的程序一般不会变,从公卿开始为皇帝祝寿,依下类推。轮到参与政议的博士团队进酒时,气氛应当是十分热烈。因为这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群体,能说会道,再加上共有70名之多,即便厅堂再大,队列也会显示出一定的规模。

此时,管博士的官是仆射周青臣,他领头上前颂扬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完全仰仗“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您的威德,自古到今谁人能比呢?

话说得很马屁,嬴政很受用,史书上说“始皇悦”是实情,不高兴才怪呢。

其乐融融之时,没想到杀出了一个淳于越,他当面向秦始皇提出不同的意见——

一是,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功臣,来给自己辅佐。“今陛下有海内”,但自己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

二是,周青臣当面阿谀,只能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人不是忠臣。

嬴政闻言后什么反应,史书没有记载,但宴会厅里总免不了些许尴尬。此时,唯一的记录是“始皇下其议”,嬴政可能不高兴,却不便发作,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是——面对群臣征求意见: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历史,把发言权交给了李斯。

【焚书建议】

李斯说话了。

他首先是阐述自己的认识论,即对历史时势的认识,突出“与时俱进”的史观;其次,强调制度和政策的现实必要性,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批判复古派;接着,李斯上纲上线了,话锋一转,开始咄咄逼人,欲加之罪:“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番话就等于定性了,意思儒生之所以要效法古代,目的是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

分析、评价、定性,李斯在铺垫之后,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焚书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的上述建言,关键在于要通过“增补法令”的形式焚诗书、禁言论——

规定一,要求史官除保留秦国史记之外,将所有史书烧毁。

规定二,一是要求集中焚书,除博士官以“职务行为”藏书外,个人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都都要送到地方官那里去统一焚毁;二是禁止言论自由,有敢在一起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更要灭族抄斩。

规定三,官吏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以同罪论处。

规定四,时间以30天为限,拒不烧书的,脸上刺字,并罚做苦力。

规定五,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不在清除之列(属于免责条款)。

规定六,禁止私学,如果学法令“以吏为师”(属于补充规定或延伸性条款)。

以上李斯的系列化主张,如今看来并非全是在宴会上的言说。很大的可能是,他在咸阳宫的酒会上,只是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淳于越的“复古观”,并指出其危害性,而具体的焚书建议,则是事后深谋远虑的结果。

对于宴会上的“复古”言论,李斯在事后建议的方案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不再追究;二是高度重视,组织更加猛烈的批判;三是小题大做,让斗争全面升级。

围绕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朝堂之上的制度之争,不是第一次。

早在八年前,天下一统之初,秦廷就此曾展开过讨论。

那一次,是由丞相王绾提出分封建议引起的。王绾认为,诸侯刚刚消灭,而燕、齐、楚地处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王,就无法镇抚,所以向秦始皇提出了立各位皇子为王的奏议。

秦始皇未置可否,把议题拿到桌面上让大家讨论。结果是,“群臣皆以为便”,大家都说好,可见分封一派在当时的秦国政坛占主导地位,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多数。

只有廷尉李斯不以为然。一边倒的声音里,他果断地站了出来,以周的衰亡为例,旗帜鲜明地向秦始皇表示——分封之法不可取。

分封会带来彼此之间的征战,这是李斯否定此议的要点,也是他进行论证的逻辑起点,秦始皇对此深表赞同。他一锤定音,以设立了三十六郡的创新制度,结束了第一次朝堂上的古今之争。但这一次的制度之议划上句号,不等于说分封的强大声音从此烟消云散。

虽说少数派战胜了多数派,但这是一次正常而和平的讨论。无论是王绾提出对边地的分封,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响应,还是李斯的不同意见,都可以视作正常的制度选择的讨论。从秦始皇让大家议论,以及最后决策的过程看,它大体是在一种商讨的气氛中完成的,属于决策前的正常议事程序。

然而八年之后,分封制又被提出,但事情的发展却惊心动魄。

【韩非的幽灵】

关于李斯焚书的动机,后人评说甚多,代表性的观点有这么两条——

一是为了迎合秦始皇,迎合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信任,保住自己的官位。所以李斯无所不用其极,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上纲上线,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忠心。

二是深受法家愚民思想的影响,不想让民间百姓掌握知识,更不想让他们有独立的思考和思想,认为这样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治理。

第一点涉及到私欲,第二点则关乎立场,我以为,对立场的坚守,是李斯提出焚书建议的主因。

从李斯的性情气质来看,他的身上具有“从势”和主动型的鲜明特征。从势,并不意味着他要丧失一切原则和立场,相反他要以一定的立场来证明和上级(秦始皇)站在同一条战线,并会形成议政甚至制订政策的“惯性思维”,形成他基于立场出发的“第一反应”。而主动的特征,会让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李斯的“第一反应”,并非是一个士子单纯接受外界刺激后的第一个反应,也不是那个出自本能的原始性反应。他的“第一反应”是通过对立场的长期酝酿、对职业的不断训练和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形成的个人风格化的价值判断。而他的价值取向,不会脱离国家意志和强权至上的思维轨迹。

“焚书”之举,是法家的“传统”动作,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声音。这个传统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大多意见认为是从秦孝公与商鞅的时代开始的。《韩非子》有记载说,“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孟子也说过,“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孟门一派的领袖,对焚书动机的寻找可能过于简略。相比之下,法家的理论家韩非对此政策研究,当是同时代的翘楚。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是韩非对“理想社会”的勾勒——以全民学“法”运动禁止书籍的传播,以政府官员的训诫禁止“先王之语”,以动员民众对敌作战禁止私带兵器。韩非的理想同样来自于他的“第一反应”,来自他法家思想家的极端立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他的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的背后,是他对专制政权效率的推崇,以及对民心民意无情的打压。至于如何压制驾驭老百姓,韩非总结的“禁奸之法”,也有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这无疑是最佳办法。控制你的心,实际上就是控制思想,管住大脑的思维——古人习惯把头脑的工作叫做“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好理解,就是不许乱说,不许乱动(只做法律允许做的事)。

当然,韩非之说,主要还是理论主张,无论推行愚民政策还是落实专政措施,他的作用基本是限于倡导者,也可以算是政策的研究和设计者,但不能算是具体的实施者。关于法家在秦国的长期实践,他也只是一名观察者、研究者、欣赏者。至于秦国是否在孝公时期焚过诗书,韩非的话未必可信。因为一是史书无此记录;二是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属于文化落后地区,儒家不屑光顾,被东方视为愚昧之地,没有多少书可供一焚。但秦国围绕“耕”和“战”的富国强兵之道,被他一眼看穿。“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能入韩非法眼的社会就当这样,劳动之人和从军之人,听从政府统一号令(以吏为师),达到归于功(富国)和勇于军(强兵)的需要。

如此社会,思想文化根本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禁止的问题。

这就是李斯要完成的使命。

李斯虽然杀了韩非,但是对韩非的思想遗产却是烂熟于胸,作为法家政策最重要的实施人,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韩非思想在现实中的延续,甚至可以这样比喻,李斯是活在人世间的“韩非的幽灵”。所以李斯的焚书建议中,对韩非的领悟早已是轻车熟路。他给出的理由只是一句话,叫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于下”,那就是帝王威信下降和知识群体成势的结果,其潜台词却无比丰富,如果任由“私学”非议和对抗皇帝所立之“法”继续,如果还有书的存在,如果还有不利的议论,那么,处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让人臣所尊?而那些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分子将如何控制?

焚书令是在第一反应的前提下,李斯和秦始皇在专制路线上达成的又一默契。

【一剑封喉】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李斯上书建议之前,咸阳宫发生的一切基本正常:宴会的主人嬴政起初并未失去分寸和风度,在淳于越指责之后,他让大家一起发表意见,共同讨论,嬴政似乎是在维护正常的谏议制度——这一幕,与八年前王绾提出分封建议时何其相似!

皇帝不急丞相急,李斯已经不是八年前的李斯,昔日的廷尉,此时的丞相,李斯已经不再保持八年前的低调和含蓄,不再满足就事说事,而是决意把斗争引向深入。

当秦开始焚书之际,这一场蔓延全国的“文化火灾”,说到底只是全面专制的一个醒目的信号。火的背后,是文化控制的能量,在统一后集中爆发。

焚书运动中到底烧了多少书?只有化为灰烬的竹简清楚。但从后人的发现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事实,不少古籍被读书人偷偷地保留下来,其中最出名的保护者就是孔鲋———此君非泛泛之辈,乃孔子后人,相传他把《易》、《诗》、《礼》等典籍藏匿于夹壁之中,终于让这些珍贵的思想文献从火中突围出来。

今人在描述孔鲋等人藏书壮举时,一般都用了“冒着生命危险”这样的表述。冒风险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还不至于危及生命。因为秦始皇批准的焚书令说得很清楚,焚书的时间期限以三十天为限,拒不烧书的,脸上刺字,并罚做苦力———可见私自藏书可能受到的处罚属于“有期徒刑”,而不是“死刑”。

这么说明,并不是为了矮化孔鲋们藏书的功绩,而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焚书令出炉的真实目的。实际上从事关焚书的处罚禁令上看,对私藏典籍的处罚相对较轻,而对于“反动”言论和官员“知法犯法”处理就特别重,动用了霹雳手段。

规定称,有敢在一起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更要灭族抄斩;而官吏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以同罪论处。

消灭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肉体,从如此严厉的处罚可以看出,李斯对思想言论和官吏的控制,是何等极端。由此也能看出,所谓焚书一案,烧书只是表面现象,杜绝“非今”的讨论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个靠知识就是力量起家的下层官吏,一个凭游说之才走上政治舞台的士子,一位曾饱读诗书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出身的李斯,在入仕的台阶上已然步入巅峰,却对思想、书籍和读书人反戈一击,在看似反常的现象中,是否也隐藏着这个时代、这个帝国和他本人“合理”的逻辑?一个醉心强权、痴迷专制、熟悉法律、掌控行政的职业官员,李斯身上的“文化”身份,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执政的温情,相反,让他有了把握对手“命门”、一剑封喉的超凡“能力”。

从八年前王绾提出分封,到淳于越提出分封,两次分封之议,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李斯会有如此变化?在他慷慨陈词以至激烈反应的背后,还有哪些悄悄的改变?

从秦王改称“始皇帝”,嬴政在李斯强力辅佐下完成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动作:废分封,在天下设置郡县;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等。这些涉及面广、颠覆性强的深刻变化,在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利益的群体中,自然反响不一。

以“评论员”的视角看,任何改变都会有长短得失,所以就有评说的必要;“实干家”却不这么认为。

无论是勤政的秦始皇,还是“改革”操盘手李斯,从政策推行和实务操作层面,都会深刻地体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在投入激情、精力,并对开创伟业丰功的陶醉中,对“端起饭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自然看不惯,甚至恨之入骨。加上他们在统一后的一切动作,都体现了“同”和“统”的治理思路,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理念,他们怎么又会听任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空白”和“滞后”,听任坐着说话不腰疼的“议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议论”,更像是动摇帝国根基的“非议”与“诽谤”。

秦的言路,就这样被封锁了;帝国的手,点起“焚书”的火,并关上了私学的大门,甚至关上了“思想”的大门。

如此局势下,即使秦帝国还保留着朝议制度以及博士官的设置,除却满足对皇帝的附和之外,难道它还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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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2014-7-4 14:32:00 | 阅读(2648) |评论(0) | 阅读全文>>

【圣人皆无父】

2014-6-27 10:55:52 阅读2527 评论0 272014/06 June27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不少非凡人物,没有自己的生父,显然他们只是母亲生下来的;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母亲通常在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现象或力量之后,便生下了十分了不起的儿子,这种奇特的受孕乃至生育的现象,在《公羊传》里被概括成一句通俗的总结,叫做“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

最早的感天而生的名单中,少不了三皇五帝这样的领袖人物。作为口口相传的故事主角,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他们出身怪异的背后,共性的特征是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这样的结果颇让后人好奇,不同的解释无非是氏族图腾或母系社会或群婚与杂交惹的祸,等等,都不超出今人的推断和想像。

顽固的传说像一条奇怪的经线,按照固有的叙事结构不停地向前推进。随着士阶层的兴起,一批平民出身的圣人,伴随着天子王公,进入了被神话的阵营。

作者  | 2014-6-27 10:55:52 | 阅读(2527) |评论(0) | 阅读全文>>

生的问题

2013-10-17 9:35:06 阅读4343 评论4 172013/10 Oct17

        
生的问题 - 侯卫东 - 侯卫东说士

      

        直到今天,老子生于何时何地,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悬案;与众说纷纭的考证和猜测相呼应的则是,事关老子出生的各种民间传说版本大行其道。在学术和民间各显神通的背后,地方政府的推手更是神通广大,对名人的争夺眼下已经演进成为“文化资源”保卫战。潮流之下,老子的归属只能算是一桩典型的个案。

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口舌,最直接的原因,固然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老子们的出生证明;或者,这些原本可能存在的出生证,被可恶的秦始皇等人一把火烧掉了;再者,也可能因为当事者本人低调,缺乏传播或炒作的意识,没有把他们的生辰八字和星座什么的个人资料及时地“晒”出来。如今,追究责任已不大现实了,或苦苦考证,或将错就错,或四舍五入、二一添作五,大家在妥协之中达成了各种前提性的共识。

在一个没有严格年龄界定来健全退休制度的年代,生的问题更多地带有“自然”属性,甚至还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我也可以设想,户籍制度的不严密,或人口的流动,凡是种种现象,会让后来声名鹊起的名人档案出现历史性的空白;而以后补充记录的情形和主体情况相对复杂,尤其是本门弟子追记的事迹,难免会主观一些。但它们仍然作为书证的依据而存在。

老子之后,当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到荀子、韩非子等一批大腕级思想人物问世,以及更多像吴起、商鞅、张仪、李斯等士子进入庙堂,成为左右时局的最显赫的政治力量,诸子百家、人才辈出带来的奇观,勾引起人们对其生活环境和背景的无穷追问和想像。正如你知道的常识,这时血统不再是身份的唯一象征。公子、公孙的出生,并不意味着他会迎来锦衣玉食的未来。

世俗的生活,从彰显成功的角度,为平民的奋斗安排了制度化的开端——尽管当时并没有那句令人鼓舞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但是,一个在转型期缺乏政治模式的王室以及举棋不定的国君,不得已早已被动地准备了平民需要的阶梯。

当机会给了所有人,竞争,就成为生存法则中的最重要的理由。


作者  | 2013-10-17 9:35:06 | 阅读(4343) |评论(4) | 阅读全文>>

孔孟荀:不同的人生地貌

2011-9-1 9:56:29 阅读3950 评论2 12011/09 Sept1

孔子如高原。孟子好似孤峰突起。荀子所呈现出的是河流气质。


荀子的思想,一方面是时势逼出来;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独特的经历和性格。他是一个相信交流沟通的社会活动家,从妥协精神上看,他和先行者孔子、孟子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质。而在主张并践行政治理想上,在和君王权贵构筑互动关系方面,这三位春秋战国的大儒,呈现出各自不同性情的人生地貌——
孔子如高原,处于礼仪之美的雪峰梦境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平野之间,高原来自他的自我坚守和对使命的担当。他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万年积雪的大地之上,雪像礼的仪制,覆盖出“纯洁”的社会秩序,令他一生痴迷、流连忘返。而“天下无道”的现实,却是道德与风尚的雪峰空前的滑坡,雪水消融,呈现出“知德者鲜矣”的混浊景观。他以修身自省的人生,构筑起继往圣、开来世的梦想高原,期望用仁政填充纵横的沟壑,以礼制的回归和重建,让流落的散沙聚集隆起。即使是在到处碰壁的长长叹息中,他仍然立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高度,以“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的比喻,表露出“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的斗志。
孟子好似孤峰突起,他以自身的道德修养能量,积蓄出喷薄而出的岩浆,于战国中期的平野中横空出世。以“民为贵”的信念,在霸主当道的强权政治风气中,孤立无援地喊出“君为轻”的宣言。他特立独行,在鼓吹仁政渴望“兼济天下”无果的困境中,靠的是岩浆岩一样坚硬的品质——“独善其身”,没有被世俗的外力风化剥蚀,也不愿自降高度被浑圆的丘陵同化,始终不合时宜地兀自孤傲独立着。
孔子和孟子,他们性情中流露和张扬的山地气质,固然和个人的品性有关,但也有地域和政治环境作用影响的因素。鲁地多礼的传统,和齐鲁特有的文化风气,使“个性”的崛起可能;但更重要的是,在时势变化、政治变革的初期,未来格局不甚明朗的情势下,孔孟时代正是各种思潮和伟大思想家呼之欲出的最佳时机。
荀子的时代,尤其是晚年时代,则不然。诸子喧哗的山地地貌虽然群峰竞秀,林林总总,但军事力量的更猛烈的抬升,以之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帝国时代版图。思想家如果要切入社会现实,必须要用新的互动方式,去融入主流政治生活,争取更多的发言权。
荀子相比孔子和孟子的山地气质,他所呈现出的是河流气质,与孔孟完全不同。荀子不仅是学术思想上的一条大河,汇集前人不同的思想流派,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荀学;在人格性情方面,荀子的人生更是显现出河流的形貌与特质。
水的融会和适应性强的特性,决定了“水往低处流”的宿命。在和政治权贵及世俗社会交往互动中,河流气质的士子,常受到来自人格方面的考查与质疑。荀子是一位承担者,为了和君主权贵营建出更好的沟通关系,他没有选择山地气质士子的“刚正不阿”,甚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他以河流的“委曲”的弯度和流动的柔韧,赢得在霸主重臣面前的话语权、建言权,以此来经营自己的政治主张。
不故作喧哗,也不去同流合污;把河床深刻在峭壁的规范中,用自省的道德堤坝防止流水过度的“委曲变通”——荀子,成为“上游型”河流气质“知识分子”的代表。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539

选自侯卫东《士时代的痛》(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  | 2011-9-1 9:56:29 | 阅读(3950) |评论(2) | 阅读全文>>

重新发现中国知识分子(转帖)

2011-7-14 11:37:48 阅读4146 评论2 142011/07 July14

原载:新安晚报 2011年7月14日 星期四

    

《士时代的痛》的副标题是“侯卫东解读士与官”,这里暗藏着出版社的商业小幽默。“士与官”宽泛地指称中国古代文人社会的特殊群体,这个动态的群体,以“士”与“官”的两种状态存在,虽然不同状态或有悬殊的知识立场和生存策略,但两者常常相互转换。

“士”是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

“士”的起源可追溯至遥远的西周,但 侯卫东先生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这两百多年间,士阶层形成、成熟并发挥重要作用。在“春秋战国最为动荡”时期,士阶层参与、甚至主导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影响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变迁。士阶层直接干预时代,在缔造中华帝国的巨大变革中,“士”所发挥的作用,空前绝后。

    同时,这个时期的文化“造山运动”,是中华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由于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频繁,加之学术环境的自由,诸子蜂起,各家各派争相立言,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奠定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根基,形成了华夏文明最根本的价值系统。

    因此,侯先生特别强调这个时期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间,命名为“士时代”。

    侯卫东重视“士时代”这个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时代的崛起,其声势、规模和发展高度,没有任何时代能够与其相提并论。

    强调“士”的势力和活力,强调“士群体”对中国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塑造能力。将这个时代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突显出来,一是希望以此调整、矫正审视历史的习惯视角,对历史重新评估,更清晰地理解中华文化进程;二是重新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状况中,了解并珍视知识分子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士时代的痛》这部专著中,侯卫东详尽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士”的基因特征,将士群体分为12种气质类型分别论述,从入世或出世的不同性情、状态与方式,进入精细考察,描绘出“士群体”迥然不同的人生景观。山地气质孤峰独立型代表人物孟子,笃信理想,果敢决绝;黄土高原型孔子,坚守“有道”理想,致力于改变“无道”现实;河流气质瀑布型代表人物商鞅,“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上游型荀子,锲而不舍;下游型人物李斯,遇险则弯,遇山则曲;森林气质针叶林人物庄子,超然物外;阔叶林老子顺其自然……侯先生自谦这种性格分析游戏,只是为了解一道人文“地理”题。

    研究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为中国知识分子绘制基因图,《士时代的痛》带着强烈的追溯中国知识分子起源的理想,完成了对一个被忽略时代的正名。

    “士时代”的重新发现,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士时代的痛》抵达了它所掘进课题的思想深度,同时在开阔的认知背景中,它凌空驾驭话题的轻盈翅翼,又总是为读者呈现出广大的学术视野。这部历史随笔,彰显出爱德华·吉本一般的书写才华,文辞无处不闪耀着智慧的多彩光芒。

 

《士时代的痛》  侯卫东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 作者/力夫

 

作者  | 2011-7-14 11:37:48 | 阅读(4146) |评论(2) | 阅读全文>>

中国历史有“士时代” 吗?专家有说法(转帖)

2011-6-23 11:36:07 阅读4165 评论1 232011/06 June23

(作者:童立)

 

日前,刚刚出版的《士时代的痛》(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书作者侯卫东提出:要为“士时代”这一概念命名。他也是目前国内首次提出这一独特划分方式的作家,即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这个时间段以“士时代”命名。并将士时代的士,从山地气质、河流气质和森林气质的三大类、共十二种不同的气质类型中,梳理出士的十二种“性情星座”;这种大胆而独到的提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文学和史学界的双重争议。学者叶匡政率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士时代”有待商榷。而王立群认为:这种提法的科学性要经过双重认可。

 

                        

士时代:大胆颠覆春秋战国的划分方法

 

在新书《士时代的痛》里,作者侯卫东这样表述:一次思想能量的集中爆发,发生在孔子及其身后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对这个时代约定俗成的命名,但它不足以反映思想兴起的时间和线索,也不便于检索知名士人的活动环境和性情特征。在此,或可形象地把它称作第一次思想“造山运动”所对应的时代——士时代。

 

作者认为,士阶层,或早期“知识分子”的兴起,总的来说是在一个“破”的背景下开始的,是在一个“立”的过程中成长的,是在一个“动”的态势下蔓延开来的,是在一个“争”的环境里达到高峰的。作者把士时代的起点设定公元前500年。因为“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500年,士阶层的社会触角更为丰富,贵族身份的下沉和平民身份上升带来了队伍的壮大,士的队伍在壮大中集结成一支重要的力量。”他认为,经历了170年的准备期之后,历史由此进入了“士时代”。 而这一进程拐点(或结束点),可以设定在公元前237年,那一年,秦王嬴政下达了“逐客令”。

 

作者表示,春秋战国最为动荡的时期——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应当以“士时代”的命名重新书写。因为这一时期“士阶层以立言和立行的方式,全面进入了思想学术和政治生活之中”,而士时代这一提法,可以感知士阶层独立与崛起的路径,也可以从他们和思想“造山运动”的呼应关系上,了解到这个阶层保有“思想含量”和智能的特质——正是由于这样的特质,他们在思想“造山运动”时期,凭借自身的道德、知识,成为能够抗衡权力的独立团体;在历史转场、社会变革的转型期,当仁不让地成为设计、改造社会的主角;在社会动荡、结构变化之时,成为全面穿透等级制结构的中坚力量,也成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奠基人。

 

起争议:叶匡政王立群认为有待商榷

 

 

对于这一全新提法,昨天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王立群,他表示:“这是一个人的看法,但是这个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还要经过双重检验。一个是学术界的认可程度,二是社会大众的认可程度,如果你想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学术界不认可或者社会大众不认知这个提法,还是算一家之言。”

 

而著名学者叶匡政对于“士时代”的全新提法,也提出一些质疑。他告诉记者: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兴起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否可以命名为“士”时代则有待商榷。他认为:直到隋唐时代,科举制产生之后,“士阶层”才得到制度上的认可。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视为为“士时代”做哲学准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士”是世袭的,从这一时期开始,德行开始成为衡量“士”的准则。

 

叶匡政还认为:“士阶层”最重要的精神取向是:道统高于政统,也就是说真理和知识是高于政权系统的。这种品质无论在儒家的孔孟还是道家的老庄身上都有体现,他们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而当下的知识分子,反而远离了这种传统,只有少数人还坚守着这种品格。

作者  | 2011-6-23 11:36:07 | 阅读(4165) |评论(1) | 阅读全文>>

是《士时代的痛》还是“侍时代的痒”?(转帖)

2011-6-18 13:22:29 阅读3900 评论2 182011/06 June18


作者ahtvlgy


解读中国古老官场技艺,提供中国官场文化参考,深层剖析升官之道的内在机巧,《士时代的痛》,同时也可领会为“侍时代的痒”。旁立远观,这是一本中国士文化的文化批评;用于实用,它却是一本集成中国仕文化的仕途指南。它不同于《厚黑学》,《士时代的痛》是一本在朝为官的“官学”研究;它更不同于时下流行的《侯卫东官场笔记》,它不拘泥于个人具体而微的现实处境,它只在亘古未变的官场环境中,总结发迹、升迁的一般规律。但是,这是一本中国官场文化反思的书,是一本挑战世俗官学的文化批判,因此,“士时代的痛”,在被领会为“侍时代的痒”的同时,它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记取的沉痛教训。《士时代的痛》从这几种角度来看,它都是“教课书”。

作者  | 2011-6-18 13:22:29 | 阅读(3900) |评论(2) | 阅读全文>>

士时代的痛

侯卫东解读士与官  

 

安徽人民出版社

侯卫东  著

 

■新书■《士时代的痛》:命名“士时代”;梳理士的12种“性格星座” - 侯卫东 - 侯卫东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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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李斯,文士侠士士无定主,门客食客饭不白吃——我们通常所说的士,兴起在一个历史转场的重要时期,他们通过立言立行,呈现出思想和智性的炫目色彩,登上学术与社会活动的前台,迎来一个应该以他们身份命名的文化时代——士时代。

没有隔绝心声的言说,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抛弃性格而恣意高飞,这就是本书的叙事策略:关注士的个性特征,以入世态度为切入口,找寻他们的性格密码;从山地气质、河流气质和森林气质的三大类、共十二种不同的气质类型中,梳理出士的十二种“性情星座”;深入一个个似乎是大家熟知的事件,去观察分析“士”和“官”的复杂互动,以此提供解读士时代风云人物的另一种可能——富有个性的士,他们是活生生的形象;特殊时期的士,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历史的、连续的,甚至是世俗化的——也许,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反观到自己的性格类型。

 

 

■目录

 

■阅读参考

士的12种气质类型

士阶层以立言和立行的方式,全面进入了思想学术和政治生活之中,并在一度时期成为推助思想和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以入世或者出世的不同的性情、状态与方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人生景观——我把这个群体分作三大类型:山地气质、河流气质和森林气质,以此梳理出现12种气质类型。

 

■第一篇

孔子诛少正卯案的历史魅影

孔子入仕的路径一直不顺,大半辈子和干部身份无缘。虽然好学习,肯钻研,爱思考,有对策,关心天下大事,也得到当时的公室显贵齐景公的赏识,一时呼声很高名气很大,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直到半百之年才有了官运。

 

■第二篇

食客三千:公子的饭不白吃

无论是否属于食客三千的序列,侯嬴和朱亥追随魏公子的事实确凿,他们在公子的势力范围之内,发挥极其特殊的作用。仿佛棋局中的一步冷子或一手闲棋,足智多谋的老侯和力大无比的朱亥,在公子的眼里并非若有若无,他们在蛰伏着,等待出击的关键时机。

 

■第三篇

荀子从政,别了百家争鸣

荀子是一位承担者,为了和君主权贵营建出更好的沟通关系,他没有选择山地气质士子的“刚正不阿”,甚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他以河流的“委曲”的弯度和流动的柔韧,赢得在霸主重臣面前的话语权,建言权,以此来经营自己的政治主张。

 

■第四篇

《吕氏春秋》背后的暗战

从《吕氏春秋》的编纂,到秦王从肉体上消灭吕不韦,组织上摧毁吕党,中间的时间跨度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我以为,这本是一场战国末年罕见的思想文化较量,然而,它却被所谓最高权力的斗争所误读。

 

■第五篇

逐客令:士时代的拐点

相比孝公“与之分土”的求才渴望以及昭王长跪求策的恭敬,秦王嬴政逐客的傲慢与无礼,于偶然中和无意间提前流露出专制帝国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可用,可不用;用时用,不用时也毫无顾忌。

 

■第六篇

韩非之死,士争的极端样本

法、术、势,韩非的理论武器是一柄三合一的利剑,十年磨一剑,韩非用心血打造这柄剑,不是自己的私物,而是为帝王定制的利器。有人不解,韩非都懂得治国驭人之道,难道连一个姚贾都对付不了?其实生活中,能当教练不能做选手的情况比比皆是。

 

■第七篇

朝堂上下,稷下学宫的试验场

从士子沦为“间谍”,这是河流气质士子在特定时期的真实反应。一旦不能建功,一旦不能成就声名,极端的“从势”者的人生本性,会让他们重估轻重缓急、利益得失,会让他们退而求其次,去满足野心、私欲和贪婪。

 

■第八篇

天下焚书,士时代灰飞烟灭

以河流气质入仕的李斯,他以典型的下游型特征,成为“知识分子”进入政坛的一种样本——通过并放大权力的落差,无限强化国家机器的强势与高压地位,以“从势”的决绝姿态主动入世,而不惜抛弃个人情感与原则的约束,以极端的谋势代替正常的谋事,完成对绝对权势的效忠。

 

■篇外篇

为士时代命名

一次思想能量的集中爆发,发生在孔子及其身后的时代——春秋战国,是对这个时代约定俗成的命名,但它不足以反映思想兴起的时间和线索,也不便于检索知名士人的活动环境和性情特征——在此,或可形象地把它称作第一次思想“造山运动”所对应的时代——“士时代”。

作者  | 2011-6-18 11:14:00 | 阅读(3163) |评论(25) | 阅读全文>>

孔子诛杀少正卯因为同行竞争?

2011-5-23 10:42:26 阅读2982 评论0 232011/05 May23

【对台戏】

 

按照司马迁所记述的时间,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年代是“定公十四年”——在没有铁证推翻诛杀的说法之前,我们不妨先设定这个说法仍然有效。

定公是指鲁定公姬宋,他是鲁国第二十五 任君主。定公十四年,是公元前496年,司马迁说“孔子年五十六”,他说的是虚岁。民间有73、84是道“坎”的说法,这两个年龄的数字,和孔子、孟子的死亡年龄有关。孔子活到72周岁,虚岁是73;孟子活了83年,虚岁是84岁。所以这时孔子“知天命”已经六年了,是“奔六”的人了,往耳顺之年去了。按说耳顺之际心也该顺,可孔子偏偏不顺,而且还上火,一气之下竟把胡说八道的少正卯给办了。

少正卯的这个“少正”是什么意思,不好说。周朝有官职就叫“少正”,一种解释为正职之副手。对于少正卯来说,大约属于当时的“以官为姓”情况,这或许能说明少正卯也是有来历的人。

少正卯本人有没有做过官也不清楚,他明确的身份是先生。和孔子一样,他是开办私学的先驱者,是最早的民间教育家。少正先生教的是哪一派的学说主张,有人倾向于法家。这么认为,主要是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维推导的,因为曾经有个“儒法斗争”的说法;但这么认为有些冒险,因为根据他所处的年代,很可能把他推到法家开创者的位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法家是国家利益的拥护者,比较热心在君王身边搞变革,不仅不主张搞什么言论自由,还有可能焚焚书简,把思想当作“烧烤”。所以法家一说没什么依据,这条线索不足以深入本案。

听话听音,不妨反其道而行之,从孔子对学生的解释中,也就是从孔子谓之“五恶”的罪状中,可以嗅到关于少正卯老师的一些珍贵的信息。

“心达而险”,说明他知识面很广,也很聪明;

“行辟而坚”,说明他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不朝三暮四;

“言伪而辩”,说明他能言善辩,机敏过人;

“记丑而博”,说明他记忆力好,善于联系;

“顺非而泽”,说明他有语言天份,工于修辞。

如果不说政治导向错误,少正卯老师在当时至少也应该是“博导”级的教授了,但不可容忍的是,他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出了事情,引来了杀身之祸。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从孔子上台七日就开始动手,以及言之凿凿地指控少正卯的罪状分析,孔老师盯上少正老师,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事情最初的起因,有一种说法是同行竞争惹下的祸。

两位老师各自摆场子招学生,按说井水不犯河水,可少正老师跟孔老师对着干,有记载为证,“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这个“并”字,就是唱对台戏。于是生源大战就展开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三”这个数恐怕不是实指三次,算是屡有发生。为什么会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原来孔门弟子离开老师去听别人的课了。作为优秀教师的孔子受到了挑战。

也许少正老师主观上并不想和孔老师过不去,但在同城办学,客观上造成了竞争的态势;加上办私学在当时是新鲜事,估计也没有主管部门,所以就谈不上学籍管理,这样就可能让学生出现非正常流动。从“三盈三虚”看,孔门学馆也不是时时冷落。“盈”的时候,大约是少正老师没上课;而一旦少正老师开讲,估计孔子门下就开始“虚”了。

从孔子门下“三盈三虚”,不少人认为少正卯老师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知识广博,这样的判断大致没什么错;如果继而再认为,孔老师讲课一定不如少正老师,这个结论恐怕也有些草率。

那么,孔门弟子为何纷纷要去旁听少正老师的课呢?

或许由于“喜新厌旧”,听孔老师的课听多了,想换个口味?生活中如此理由很流行,但是,心理学是还有一条与此对立的现象叫做“多看效应”。意思是见面的次数越多,互相喜欢的程度越大,当然前提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孔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估计在发挥这个效应上没什么问题。

孔子当老师,出道很早,名气也大。第一次招生,是在而立之年以后,其中包括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以及后来的得意弟子子路。在孔子34岁那年,鲁国的权臣、政坛第三号人物孟僖子,在弥留之际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讲述孔子光荣的家世,讲述孔子年轻有为、通达明礼又学问渊博,讲述自己不知礼而得到的深刻教训,最终告诫儿子进孔子门,听老师话,跟圣人走。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足以证明孔子一出道就身手不凡。加上后来教学相长,孔子在鲁国甚至东周列国,一定是一位响当当的教育家,行业精英。

而这一次客观上的“擂台赛”,孔子似乎在少正卯面前栽了个大跟头。

孔门“三虚”,对一个老师来说,会是一种怎样凄凉的情景,尤其是在“三盈”的热闹之后。一前一后的反差,眼看着门下虚空,老师的心里应更虚。以教育闻名的孔子,在专业搞不过对手,再宽宏大量的人,估计面子都也些过不去。

因此有人惴度,孔子决定诛杀的原因,是因为少正卯的讲学已经使孔丘大失颜面,这般推论也太小瞧圣人了;那么,直接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酝酿效应】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课程安排的问题。

虽然我们拿不到两位老师的课程表,但孔老师的教学大体围绕《诗》、《书》、《礼》、《乐》进行,有可能后来还增设了《易》、《春秋》,这是必修课;还会结合现实讲述理想与人生,即进行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教育。少正卯教什么,没有具体线索,但从孔子和学生的反应看,大约会是一些唱反调的论调——对此,孔子很焦虑。

学生反馈来的信息,也验证了孔子的担忧。因为几次课听下来,“门人皆惑”,大家都糊涂了,“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正邪不分了,这还了得?!

“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孔老师这样教导学生,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原则,他也会这样要求自己。所以孔子一般不会亲自出马,去少正卯的学馆,去打探对手到底在讲什么。不去听,不等于不了解,他可以接受举报,也可以找学生调查。孔子应当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认定少正卯大讲歪理邪说,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

没有资料证实,两处学馆何时有了裂隙,这段时间持续多长时间。基本可以判定的时间,此事发于孔子仕鲁之前。

作为儒生的孔丘,有过两次入仕的经历。第一次是在而立之年以前,那时是做小角色,类似仓库保管员、牛羊饲养主管之类的差事;第二次则是在知天命之年,也就是在51岁左右,他突然官运亨通,从地方干部一直做到鲁国的司寇,乃至“为鲁摄相”。在这次仕鲁之前,从30来岁到50岁,构成了孔子第一阶段的教育生涯;孔子和少正卯的对峙,就会在这一人生段落,更准确的时间段,是在公元前508年到公元前501年之间。

按公元前501年也就是孔子51岁的末端时间算起,到孔子56岁(更有可能是在54岁)的诛杀行动,中间也有几年的时间,这还是最保守的计算。如此说来,孔子从警觉到动手,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少4年(以孔子54岁算),甚至长达十来年。

而充足的时间,极易形成了一个人心理上的“酝酿效应”——亦即,一个人可能会面对一个难题束手无策,不知从何入手,也不知该如何解决,斯时斯地,他的思维就会进入了一个苦闷而紧张的“酝酿阶段”;而这个阶段越长,心结就越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就越是迫切。直到某日,随着环境和状态的突然变化,他要面对新的事情,而把过去考虑的问题弃之一旁时,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却突然闪现,在发出一声惊叹的同时,“酝酿效应”骤然开花结果。

 

对照本案,骤然开花结果的是一个字——诛!

做官前的孔子有可能想到这个方案,但因为无法实施,很可能就会让此想法划过大脑之后,迅速地归于黑暗之中。是什么重新点亮了这个想法?一种可能是“为鲁摄相”带来的兴奋,属于新官寻找“三把火”;更多的可能是来自外部的刺激,也就是不知好歹的少正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招生和开课行动。

敌情就是命令。

孔子动手了。在升迁的第七天,也不知道是他的第几个工作日,他快刀斩乱麻,完成了一个案件的执行全过程。这种异乎寻常的超常规速度,也算是“酝酿效应”的结果。因为“久旱逢甘雨”的对策,极易让当事人对骤然闪现的思想灵光而执迷,从而可能让他失去常态的状态,进入“非常态”的黑洞;就像特定的时刻与特殊的情境,会让一个人暂时“失去”自己一样。

人生无常,也许圣人也不例外。

在孔子苦闷的酝酿期里,有一幕场景一定会让孔子难以忘怀。那时,弟子纷纷离去,去听少正卯讲学,只有一名学生没有离开,默默地陪伴着自己万分崇敬的老师。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不错,他就是颜回。

颜回字子渊,所以也被叫做颜渊,他远不是孔子第一批弟子,但他的家庭为孔门贡献了两代学生。他的父亲颜路,在孔子招收第一批学生时,投入其门下。自己学了,又把孩子交给老师,可见颜路对老师的信赖。在父亲的安排下,整整小孔子30岁的颜回,13岁那年(公元前508年),进入了孔子的视野,成为夫子的一名小学生。

性格内向、才智不大外露的颜回,什么时候引起老师注意的,不得而知。孔子对这位年少的学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从“不愚”到“贤”,他的评价逐渐升级。

而颜回则不然,从一开始对孔子就是高山仰止,崇敬有加。以至于,在同门学兄都去给少正卯捧场,造成孔门“三虚”之时,唯有他一人“独知孔子圣也”,未离老师半步。

此时颜回的年纪在13到20岁之间,而比他大30岁的孔子正值不惑与知天命之年间。一老一少,一夫子一弟子,四目相对默默相对,受挫的孔子如何直面颜回纯洁、信任的目光?

又如何向一个心无杂念的未成年人,解释眼前的一切?弟子越是信任,越是不需要老师解释;而老师越是觉得难以启齿,就越发会在内心承受无以言说的煎熬。此情此景,在遥远的那个骤然开花结果的时刻,亦即“酝酿效应”爆发的瞬间,是否触动了孔子记忆的神经,坚定了他对“诛”的决心,只有天知道。

作者  | 2011-5-23 10:42:26 | 阅读(2982) |评论(0) | 阅读全文>>

孔子诛少正卯案的口水大战

2011-2-28 11:29:36 阅读3719 评论1 282011/02 Feb28

孔子诛少正卯案的口水大战 - 侯卫东 - 侯卫东说士

 

【诛杀少正卯】

 

在许多似是而非的历史人物中,春秋时期的少正卯算是一位。

像一场大剧的主角离不开配角烘托一样,少正卯主要是作为孔子陪衬人,出演在某个场景中。这样的角色一般没有特定的要求,本属于“友情客串”,归于群众演员一类。但少正卯例外。他是孔子的对头,也就是说,如果孔子是正面人物,那么他就应该是反面角色。一切的瓜葛,源自一起典型案例。

据史家司马迁提供的时间,不知生于何年的少正卯死于公元前496年——他是非正常死亡,是被“专政”了。

诛杀少正卯的不是别人,而是孔子!

是时孔子“为鲁摄相”,也就是说当上了鲁国的代理宰相(这个“相”到底是不是宰相其实难说),“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只干了七天,就把少正卯给解决了。

少正卯究竟犯了怎样的滔天大罪,竟让讲仁义道德的孔子起了杀心,动了大怒?

事实是,少正卯一没有涉嫌命案,二不是江洋大盗,和刑事犯罪一点不沾边;那么孔子岂不是滥杀无辜?对此,不说局外人,连孔子的学生都不理解。

估计就在少正卯就刑的当天,就有学生闻讯而来,一进门就问:“那个少正卯,他可是鲁国的名人呀。先生一上任就先把他杀了,有没搞错哟?”

“坐下说,”孔子倒是很沉着:“让我慢慢来告诉你其中的缘由。”

人有五种罪恶行为,而盗窃不在其中,孔子娓娓而谈。他教导学生说,“五恶”居其一,“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那就要做刀下鬼了;而少正卯却是五恶俱全,还不该杀?

哪五恶?孔子指控少正卯的五大罪状如下——

一是“心达而险”,通古识今但用心险恶,相当于把小聪明用在坏地方;

二是“行辟而坚”,行为邪僻但顽固不化,属于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正但善讲搅理,大体是混淆是非,无理也要搅三分;

四是“记丑而博”,宣扬邪恶却旁征博引,用迷魂药毒害他人;

五是“顺非而泽”,张扬错误却加以修辞,让罂粟上开出艳丽的花。

大约是看学生还没有听明白,孔子接着强调:“少正卯其人,他一住下来就足以聚集门徒,他一开口就足以妖言惑众,他一不示弱就足以和真理分庭抗礼,这种小人中的豪杰,不可不杀!”

老师言之谆谆,学生可能还是将信将疑,习惯诲人不倦的孔子,怕弟子革命意志不坚定,因此举例说明——

“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都有一颗险恶的心,他们是不能不杀的!”

“以《诗》为证”,孔子越说越有感染力:“‘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哪还了得!”

 

上述案例并非添油加醋,它来源于《荀子》一书,作为最早记述此案的古籍,《荀子》与另一出处《尹文子》的内容相差甚微,它们构成了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的最早史证。

单纯从控方也就是从孔子的主张看,少正卯犯的是思想言论罪。孔子怎能以思想罪置于人于死地?!有现代民主意识、热爱言论自由的人很愤怒。尤其是熟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愤青,对孔夫子的做法嗤之以鼻,更为他的无知和愚昧感到不解。

当然,对于两百多年前诞生的什么修正案,已经仙逝两千多年的孔子一无所知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是在两百年前以权利法案创造“自由第一”美国,这也是一个捡到的神话——当时美国在审批民权法案时,因为前两条提案未获通过,被列在第三位的关于自由的提案,才误打误撞地成为现在的“第一修正案”。

关于古人应该拥有怎样的言论自由权力,我们不能代替前人来进行无畏的制度化设计。从不同意见的倾向来看,检讨少正卯一案的关键,其实不是为少正卯平反或恢复名誉,而是事关孔圣人的名誉和形象。如前所述,少正卯只是一个配角,但他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中,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其本身就可以对专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这份质疑,可能会给专政的决策者孔子和他的高尚人生,抹上阴影,造成负面影响。

树欲静而风不止。孔子诛杀少正卯一出戏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而历史上对它不同评判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

 

 

 

【翻案】

 

少正卯被孔子诛杀,此说给一般人带来的最直观印象就是,孔子竟也杀人,此事是真是假?如果此等杀人的事,安在某某暴君像商纣、秦始皇身上,历史上就不会有太多的人计较,反正债多不愁,蚤子多了不痒——但孔子毕竟不同,他可是圣人!

随着孔子的身价被后来的统治者越拔越高,为孔子翻案的人越来越多。

“挺孔派”的翻案主要经过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悄悄地进行舆论引导,用正面的权威的声音大力宣传诛杀合法论、诛杀大快人心说;而在第二阶段显然是反戈一击,加入了声音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一直延续至今的“诛杀怀疑说”,甚至是“造谣中伤说”。

少正卯杀得杀不得,当然杀得!孔子杀少正卯是好是坏,当然是好!早期“挺孔派”大多持如是观点。

他们首先是在汉代“喷薄而出”。 从西汉到东汉,因少正卯一案进行翻案的阵营名人荟萃,高朋满座——

汉初思想家、政治家陆贾,此人极富口才,话语有鼓动性,是圣人“承天诛恶”思想的鼓吹者;

西汉学者、《韩诗外传》作者、博士韩婴,其人与董仲舒的观点多有不同,但在大力推广传播儒学上没有什么分歧;

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此王本色是书生,乃西汉思想家、文学家、著名文化赞助人、《淮南子》一书的投资人及总编辑,相传刘王爷还热爱发明,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同时是中国豆腐的研制人;

西汉史学家、《史记》作者司马迁;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

东汉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

从史学、经学的宗师级大家,到统领一方的镇国之王,响当当的这些风云人物,为孔子诛少正一案,找出了义正严词的合理解释——

少正卯是“倾覆之徒”和“奸人之雄”,其鼓吹的那一套是邪说,是谄佞邪恶之术,足以乱国政,乱世道;

孔子和少正卯,其诛杀关系是“王者”与“奸人”的斗争。

这样一解释,似乎就没什么可讨论的,因为它早已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对抗,是正义之剑除祸国殃民的奸雄。

 

集中挺孔的背景,无疑和当时兴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运动相呼应。由于汉武帝接受了“天人感应”派创始人董仲舒的建议,以思想文化的“独尊”选择,确立了儒家思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老大与唯一地位,使“大一统”的思想作主流意识形态成型,并以此进行制度和政治结构的设计与定型工程。风气之下,吃水不忘挖井人,学问全靠祖师爷,尊儒必先尊孔,变成顺理成章的逻辑。

自汉以后,对诛杀一案所持的观点基本调子一直没变,此案似乎已成为“铁案”;不可再说之时,有一个人站起来还有话说。

    一次真正的翻案开始了,伴生着一个新的观点诞生:孔子真的杀了少正卯吗?

而第一个站出来质疑孔子诛少正卯一事真实性的,是儒家学说3.0升级版本的版主、儒家的第三代领袖,也是圣人孔子、亚圣孟子之后的儒家第三号人物朱熹。朱老三学问深,一贯掌握道德和学术的话语霸权,对孔老大可能被人身攻击的污点不会袖手旁观,不能听之任之,所以他对真实性怀疑,认为这事大体是编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中伤圣人——就像乌云仇视太阳一样。

朱熹这一派也是名人荟萃,就不一一介绍了,其反驳的理由有几条——

一是“推理法”。说,假设,孔子诛少正卯是真实的,是发生过的事情,那一定是孔子经历的大事,也是鲁国的大事,这么大的事,先前的《论语》没有,《春秋》没有,《左传》没有,《孟子》也不提出来,一直到战国晚年才出现在《荀子》中,岂有此理?估计是坏人如申不害、韩非之流伪造的。

二是“冲突说”,或是“矛盾说”。说,孔子杀少正卯,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孔圣人讲仁义,讲恕,推崇“为政以德”,讲这个讲那个,总之讲的都是好的,他怎么会杀人?“

三是“超越职权说”。理由是,关于孔子“摄相”那个“相”,是外交活动中的一次代行职务,是外交场合中的“傧相”,他怎么可能去杀像少正卯这样大名在外的大夫?

四是“没有作案时间说”。这一条很厉害,说孔子那时在卫国呢,他不在案发现场呀!

五是“表达错位说”,也可以称之为“信息不对称”。说的是,诛的意思不是杀,而是责备,是批评,人们误把口诛当做了流血斗争。

翻案之浪滚滚而来,诛杀一事又成历史疑案?

 

(历史真相如何,容后文慢慢道来)

作者  | 2011-2-28 11:29:36 | 阅读(3719) |评论(1)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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