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说士

载《安徽商报》

去年有一场关于孔子雕像立于天安门地区是否合适的讨论，不同的意见蕴涵着态度纷呈、想象丰富的多种解读。而我的兴趣，则在于雕像本身，那就是我们塑造孔子的依据是什么？说白了，我的问题是，他和真的孔子像吗？我宁可相信类似的问题困扰过唐代画家吴道子，谁让他被认为是最早的孔子肖像画家呢。

对真相的追究，一直伴随着我们对一切记录文本的了解和阅读过程中。从一幅肖像，扩展到古籍、文献、图片和影像，围绕真相的发言，充盈并困扰着人的精神生活。“真相，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遮蔽了”，一位纪录片的创作者、研究者这么认为，他就是早年以《远在北京的家》捧得纪录片“金熊猫奖”、在业内颇有声名的禹成明。他在新著《真相与谎言：纪录片揭秘的世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告诉他的读者，“话语有时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和一幅肖像和图片不同的是，纪录影像呈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编码系统，以还原和探究真相为名，它对纪录者和受众规避“陷阱”的考验玄机重重。但它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秘密通道，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现象与本质之间、行为与人性之间，传递着被遮蔽的信息和话语。每一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不同的纪录片定义，或者是一种感性的印象。禹成明先生认为纪录片所反映的对象，可以归结为梁漱溟先生寻求的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突出对这三种关系以及关系之间人与事的关注，是作者解读纪录影像的独特维度，也是这本书具有丰饶话题的原因所在。

除却职业诉求，我以为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不仅关乎个人兴趣，它更关乎他的立场。作者禹成明“与纪录片相伴的时光”足有

孔子如高原。孟子好似孤峰突起。荀子所呈现出的是河流气质。

荀子的思想，一方面是时势逼出来；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独特的经历和性格。他是一个相信交流沟通的社会活动家，从妥协精神上看，他和先行者孔子、孟子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质。而在主张并践行政治理想上，在和君王权贵构筑互动关系方面，这三位春秋战国的大儒，呈现出各自不同性情的人生地貌——

孔子如高原，处于礼仪之美的雪峰梦境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平野之间，高原来自他的自我坚守和对使命的担当。他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万年积雪的大地之上，雪像礼的仪制，覆盖出“纯洁”的社会秩序，令他一生痴迷、流连忘返。而“天下无道”的现实，却是道德与风尚的雪峰空前的滑坡，雪水消融，呈现出“知德者鲜矣”的混浊景观。他以修身自省的人生，构筑起继往圣、开来世的梦想高原，期望用仁政填充纵横的沟壑，以礼制的回归和重建，让流落的散沙聚集隆起。即使是在到处碰壁的长长叹息中，他仍然立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高度，以“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的比喻，表露出“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的斗志。

孟子好似孤峰突起，他以自身的道德修养能量，积蓄出喷薄而出的岩浆，于战国中期的平野中横空出世。以“民为贵”的信念，在霸主当道的强权政治风气中，孤立无援地喊出“君为轻”的宣言。他特立独行，在鼓吹仁政渴望“兼济天下”无果的困境中，靠的是岩浆岩一样坚硬的品质——“独善其身”，没有被世俗的外力风化剥蚀，也不愿自降高度被浑圆的丘陵同化，始终不合时宜地兀自孤傲独立着。

孔子和孟子，他们性情中流露和张扬的山地气质，固然和个人的品性有关，但也有

原载：新安晚报 2011年7月14日 星期四

《士时代的痛》的副标题是“侯卫东解读士与官”，这里暗藏着出版社的商业小幽默。“士与官”宽泛地指称中国古代文人社会的特殊群体，这个动态的群体，以“士”与“官”的两种状态存在，虽然不同状态或有悬殊的知识立场和生存策略，但两者常常相互转换。

“士”是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

“士”的起源可追溯至遥远的西周，但 侯卫东先生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这两百多年间，士阶层形成、成熟并发挥重要作用。在“春秋战国最为动荡”时期，士阶层参与、甚至主导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影响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甚至变迁。士阶层直接干预时代，在缔造中华帝国的巨大变革中，“士”所发挥的作用，空前绝后。

同时，这个时期的文化“造山运动”，是中华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由于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频繁，加之学术环境的自由，诸子蜂起，各家各派争相立言，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奠定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根基，形成了华夏文明最根本的价值系统。

因此，侯先生特别强调这个时期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间，命名为“士时代”。

侯卫东重视“士时代”这个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时代的崛起，其声势、规模和发展高度，没有任何时代能够与其相提并论。

强调“士”的势力和活力，强调“士群体”对中国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塑造能力。将这个时代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突显出来，

（作者：童立）

日前，刚刚出版的《士时代的痛》（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书作者侯卫东提出：要为“士时代”这一概念命名。他也是目前国内首次提出这一独特划分方式的作家，即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37年这个时间段以“士时代”命名。并将士时代的士，从山地气质、河流气质和森林气质的三大类、共十二种不同的气质类型中，梳理出士的十二种“性情星座”；这种大胆而独到的提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文学和史学界的双重争议。学者叶匡政率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士时代”有待商榷。而王立群认为：这种提法的科学性要经过双重认可。

士时代：大胆颠覆春秋战国的划分方法

在新书《士时代的痛》里，作者侯卫东这样表述：一次思想能量的集中爆发，发生在孔子及其身后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对这个时代约定俗成的命名，但它不足以反映思想兴起的时间和线索，也不便于检索知名士人的活动环境和性情特征。在此，或可形象地把它称作第一次思想“造山运动”所对应的时代——士时代。

作者认为，士阶层，或早期“知识分子”的兴起，总的来说是在一个“破”的背景下开始的，是在一个“立”的过程中成长的，是在一个“动”的态势下蔓延开来的，是在一个“争”的环境里达到高峰的。作者把士时代的起点设定公元前500年。因为“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500年，士阶层的社会触角更为丰富，贵族身份的下沉和平民身份上升带来了队伍的壮大，士的队伍在壮大中集结成一支重要的力量。”他认为，经历了170年的准备期之后，历史由此进入了“士时代”。 而这一进程拐点（或结束点），可以设定在公元前237年，那一年，秦王嬴政下达了“逐客令”。

作者ahtvlgy

解读中国古老官场技艺，提供中国官场文化参考，深层剖析升官之道的内在机巧，《士时代的痛》，同时也可领会为“侍时代的痒”。旁立远观，这是一本中国士文化的文化批评；用于实用，它却是一本集成中国仕文化的仕途指南。它不同于《厚黑学》，《士时代的痛》是一本在朝为官的“官学”研究；它更不同于时下流行的《侯卫东官场笔记》，它不拘泥于个人具体而微的现实处境，它只在亘古未变的官场环境中，总结发迹、升迁的一般规律。但是，这是一本中国官场文化反思的书，是一本挑战世俗官学的文化批判，因此，“士时代的痛”，在被领会为“侍时代的痒”的同时，它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记取的沉痛教训。《士时代的痛》从这几种角度来看，它都是“教课书”。

【对台戏】

按照司马迁所记述的时间，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年代是“定公十四年”——在没有铁证推翻诛杀的说法之前，我们不妨先设定这个说法仍然有效。

定公是指鲁定公姬宋，他是鲁国第二十五 任君主。定公十四年，是公元前496年，司马迁说“孔子年五十六”，他说的是虚岁。民间有73、84是道“坎”的说法，这两个年龄的数字，和孔子、孟子的死亡年龄有关。孔子活到72周岁，虚岁是73；孟子活了83年，虚岁是84岁。所以这时孔子“知天命”已经六年了，是“奔六”的人了，往耳顺之年去了。按说耳顺之际心也该顺，可孔子偏偏不顺，而且还上火，一气之下竟把胡说八道的少正卯给办了。

少正卯的这个“少正”是什么意思，不好说。周朝有官职就叫“少正”，一种解释为正职之副手。对于少正卯来说，大约属于当时的“以官为姓”情况，这或许能说明少正卯也是有来历的人。

少正卯本人有没有做过官也不清楚，他明确的身份是先生。和孔子一样，他是开办私学的先驱者，是最早的民间教育家。少正先生教的是哪一派的学说主张，有人倾向于法家。这么认为，主要是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维推导的，因为曾经有个“儒法斗争”的说法；但这么认为有些冒险，因为根据他所处的年代，很可能把他推到法家开创者的位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法家是国家利益的拥护者，比较热心在君王身边搞变革，不仅不主张搞什么言论自由，还有可能焚焚书简，把思想当作“烧烤”。所以法家一说没什么依据，这条线索不足以深入本案。

听话听音，不妨反其道而行之，从孔子对学生的解释中，也就是从孔子谓之“五恶”的罪状中，可以嗅到关于少正卯老师的一些珍贵的信息。

大地的抬升，一定会伴生新的地貌；

每一次大的造山运动，在改变地形的同时，一定以崭新的地表风貌重构新的生态系统。山的雄起；雨水的冲蚀和从冰雪消融开始的水系发育，对地表重新塑形；植被生长带来的景观和水份，以及对土壤的改造；风的剥蚀让隆起的地形裸露出品质和硬度……

而作为思想造山运动的主体，士阶层以立言和立行的方式，全面进入了思想学术和政治生活之中，并在一度时期成为推助思想和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力量。这个“一度时期”，就是崭新的士时代。他们以入世或者出世的不同的性情、状态与方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人生景观——我把这个群体分作三大类型：山地气质、河流气质和森林气质。

三种气质的集中展现，便是一张带有人文色彩的“地图”或“导游图”。从这幅图上，我们能够读到山地、河流、森林与现实平野的关系，读到一个由不同景观构成的“多元”的世界，读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对立、依存、冲突和转化。

■山地气质

【基本特征】“从道”者，主张型群体。

【基本描述】坚持自己的主张，固守“从道”的高度不移其志，执着自己的人格追求，以较高的理想海拔，超越世俗社会的平野之上，显示出稳定的人生态势。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

■孤峰独立型：代表人物孟子、颜回

像火山喷出一般孤傲自立，以基岩的硬度，恪守内心世界的鲜明主张，抗拒外来力量的风化剥蚀。笃信“道”的理想，决绝，不会妥协，不愿降低高度，去屈就“无道”的现实。

参考口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黄土高原型：代表人物孔子

荀子入秦的时间当不超过公元前266年以前，即在秦昭王执政、范雎为相的时期，是时商鞅变法的政策已持续到第四代。因变法逐渐强大的秦国，此时足以傲视群雄。而在东方六国的眼里，处于西方偏远之地的秦国，完全是不讲文明的暴发户——但在让人看不起的同时，谁也不敢小视其军事实力。

既鄙视又不得不重视，六国的矛盾心理是否充分地投射在荀子的身上，不得而知。荀子是一个伟人，但不是神明，他或多或少会被主流舆论影响；如若带着预谋的批判心态走进秦国，而所见所闻，一定会让荀子感到颠覆性的反差。

果不其然，通过在秦国的参观访问和实地考察，荀子看到了一个“古代阳光照耀的秦国”——

从老百姓来看，习俗文明，民风朴素无华；

从官吏来看，谦恭节俭，爱岗敬业；

观察国都的士大夫阶层，廉洁奉公，不拉帮结派；

再看朝廷中枢，从容决定处理政务，几可称得上无为而治……

这是怎样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难怪荀子一唱三叹：秦国四世成就卓然，可不是侥幸所至，那是有其必然因素的，故有“非幸也，数也”之叹；秦国政坛的风气效率，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即所谓“治之至也”。

参观活动得出如此之好的印象，恐怕连荀子本人都大吃一惊。相对当时东方六国或后人对秦国的恶评，荀子的肯定在历史语境的格格不入中，显现了一个唯物论者的原则和气度。

但是，入秦之初的良好评介，不过是来自走马观花的泛泛而谈；对于秦国政治的归宿和路径选择，荀子的内心仍然有隐忧，需要从秦国君王得到更深入的了解。

秦国相邦范雎和荀子的会晤，当在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前。

在我看来，士阶层，或早期“知识分子”的兴起，总的来说是在一个“破”的背景下开始的，是在一个“立”的过程中成长的，是在一个“动”的态势下蔓延开来的，是在一个“争”的环境里达到高峰的。

不妨以公元前500年的孔子、公元前310年的孟子和公元前250年的荀子作为时间参照，来看思想上的“造山运动”和士阶层的横空出世，在时间上的关系。

“破”的背景

就是“礼坏乐崩”，宗室世袭制度土崩瓦解。诸侯做大做强，西周王室不断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失去话语权。阶级开始分化，社会等级动摇，进入了孔子所描述的“天下无道”的时代。

此时，士阶层的社会触角更为丰富，贵族身份的下沉和平民身份上升带来了队伍的壮大。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500年，士的队伍在壮大中集结成一支重要的力量，经历了170年的准备期之后，历史由此进入了“士时代”。

“立”的过程

同样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官学下移，私学兴起，就新秩序的建立，从自然观、世界观到政治制度设计，从社会家庭伦理到人生观，各种思潮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个逐渐掌握话语权的新生力量——士阶层，或者说早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纵横捭阖的言说狂欢，于稷下学宫蔚为大观时最为兴盛，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文化景观。

它的时间跨度可以设定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10年。

“动”的态势

显示这一时期士阶层主动积极、表现活跃的特点。

从游学的地域性流动，到弱化社会等级的结构性流动，再到进入政治权力和学术中心的渗透性流动，士阶层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的舞台主角。